王伯祥，原名王鍾麒，字伯祥，號碧莊、巽亭、蘇亭、容堂、虹翰、睛叟，晚年以字行。

1890年2月27日，生於江南文化名城蘇州。這年為清光緒十六年，上距“鴉片戰爭”三十餘年，下至“五四運動”二十七年。當時，清王朝腐敗無能，喪權辱國，與帝國主義簽訂瞭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已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傢。麵對民族的興亡，革命者前僕後繼，可歌可泣。其他有識之士也正在尋找國傢的齣路。這個時期，文化教育領域中愛國思想的傳播為王伯祥的成長起瞭積極作用。

王伯祥生長在一個有教養的傢庭，他的父親王沛田是個讀書人，十分關心子弟的學習，在經過一個時期的傢庭教育之後，便及時地把他送人私塾念書。

1903年，王伯祥十四歲，與同學葉聖陶、郭紹虞、章元善結為好友。章的父親章玨，雖是清代的進士，但思想進步。他痛心於列強瓜分中國，常鼓勵後輩立誌救國。對王伯祥和他的同學影響更大的是梁啓超。他們喜歡讀梁的文章，並經常在一起議論時事。王伯祥清楚地記得在他五歲時發生的中日“甲午之戰”，在他六歲時發生的康有為等“公車上書”，在他九歲時發生的“戊戌變法”，在他十一歲時發生的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在他十二歲時清廷與十一國公使簽訂《辛醜條約》，在他十三歲時沙俄迫使清廷訂立《交收東三省條約》等等；這些震驚全國的事件在蘇州引起街談巷議的情景，深深刻印在王伯祥的心裏，終身未能忘懷。

1906年，十七歲的王伯祥考人蘇州中西學堂。翌年，他考人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這所在新思潮影響下創辦的學校，從師資素質、課程設置，到學生生活，都與中國舊式學校迥然不同。學校前兩任監督（校長）是維新派。後來繼任的監督為留學日本的同盟會會員袁希洛。教員多為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生，他們幾乎個個富有朝氣。其中國文教員鬍石予，是一個有真纔實學的南社詩人。課程除國文外，還有曆史、地理、博物、英語、體育、兵操、勞作等。課外活動也很豐富，學校定期組織旅行，去天平山，去無锡，去杭州。平時則由學生自由支配，或閱讀翻譯作品，或瀏覽新的報章雜誌，使學生有機會不斷汲取中外文化營養。王伯祥在蘇州中學的好友仍是葉聖陶、顧頡剛等。

1908年，他們受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放言》詩的啓迪，組織詩社“放社”。時時吟詩、嵌字、聯句、做對聯、練習書法。

1909年，他們又創辦瞭《學藝日刊》，中設論說、翻譯、詩文、圖畫等欄，內容充實，令人愛讀。在蘇州中學的五年間，王伯祥勤奮學習，為他日後從事研究、教學、編輯工作奠定瞭基礎。王伯祥在蘇州中學就讀的最後一年。迎來瞭辛亥革命，那時他二十二歲。清王朝被推翻，孫中山在南京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使許多青年對中國政局寄予希望。王伯祥曾投筆從戎，但當他親眼看到軍隊中野蠻的軍閥作風後便離開瞭軍營。當時就業不易，幸好中學同學吳賓若在蘇州角直鎮縣立第五高等小學任校長，他邀請王伯祥前往任教，王欣然應允。

1917年，葉聖陶也應聘到瞭這所學校。誌同道閤的好友重逢，促膝談心，無話不說。大傢愉快地迴憶起蘇州中學的校園生活，談到顧頡剛在北京大學讀書的見聞，蔡元培辦學的新思想，黃炎培“國文新教授法”的主張，葉聖陶在商務印書館編教材的體會等。最後，話題落到教育改革上，大傢決心從本校做起。於是他們自編課本，開辦書店，創辦農場，開闢博覽室、音樂室、篆刻窒、修建戲颱，使學生擴大瞭眼界、一得到較為全麵的發展。

1918年，王伯樣、葉聖陶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在角直鎮組就瞭教育會。積極推動教育改革。他們的工作嚴肅認真，並能從教學活動中總結經驗。1919年，北大《新潮》月刊創刊號發錶瞭王伯祥、葉聖陶的《對於小學作文教授之意見》。王伯樣的《擬編高等小學史地教材大綱》也由葉聖陶題跋，在《新潮》八月號上作瞭評介。王伯祥博學多識，又多纔多藝，在教師中素以熟悉曆代掌故、能唱道情京劇、喜愛昆麯評彈而著稱。教學餘暇，他還矚目於我國古代燦爛的文化，曾為保存當地古代雕塑而盡心盡力。角直鎮保聖寺十八羅漢塑像群，栩栩如生，曆史悠久，但長期湮沒無聞。王伯祥和葉聖陶遊寺時，倘徉於塑像前，稱贊不止。天王殿上懸掛的元代大書法傢趙孟俯所書對聯“梵宮敕建宋代，推甫裏禪林第一，羅漢塑源惠子，為江南佛像無雙”更引起瞭兩人對古塑的珍視。他們邀請從北大迴鄉度假的顧頡剛前往參觀研究。顧認為塑像齣於唐代大雕塑傢楊惠之之手，呼籲社會籌金修繕。後得蔡元培、馬敘倫、葉恭綽等的支持，成立瞭保存角直唐塑委員會，經過培修寺院，改善瞭古塑的保存環境。在角直期間，王伯樣、葉聖陶都是北京大學研究國學門的通訊研究員。他們和在北大讀書的顧頡剛、俞平伯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時時關心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1919年夏，北京爆發瞭“五四運動”。消息傳到角直，第五高等小學的教員都為學生的愛國行動所感動，立即在鎮上開會進行聲援。不久又發錶瞭《角直高小迴民學校宣言》，抗議北洋政府的暴行。當年鼕．王伯祥與葉聖陶創辦瞭《直聲》文藝周刊，但不久即停刊。王伯祥也應廈門集美之聘，前往福建任教。

1921年1月4日，由鄭振鐸、瀋雁冰、葉聖陶、許地山、王統照、郭紹虞、周作人、孫伏園、耿濟之等發起的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正式成立。它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最早齣現的文學社團。其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文學研究會簡章》）。王伯祥在集美學校聞訊，毅然人會。他雖然不搞創作，但在後來從事研究編輯的過程中，始終忠實於會章，並與許多文學研究會會員保持著友誼。

1922年初，王伯祥應北京大學蔡元培、馬敘倫之聘，任中文係預科講師。二月，葉聖陶亦應聘為預科講師，與俄國詩人愛羅先珂結伴到京。一個多月後，葉聖陶因妻子分娩清假南歸，所教國文，由王伯祥代授。北大學術空氣活躍，教師人人有專長，王伯祥亦不例外。不少當日的學生如馮至、季羨林、遊國恩、陳翔鶴等都曾被王伯祥深人而生動的講課所吸引。在北大的一年多時間裏，王伯祥與文學研究會在京會員相識，與鄭振擇一見如故，引為知己。

1923年年初，王伯祥和葉聖陶同時被聘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一在史地部，一在國文部。1月30日，王伯祥與鄭振鐸、葉聖陶、顧頡剛聯名發錶《我們對於北京國立學校南遷的主張》，聲援蔡元培和北京學生與北方軍閥、政客及其代理人的正義鬥爭，呼籲國立學校南遷。３月，鄭振鋒倡議組織撲社，王伯祥、葉聖陶、俞平伯、顧頡剛等熱情響應。為解決新文化書籍齣版問題，人社者每月集資十元。5月12日，文學研究會刊物《文學旬刊》（後改名為《文學》、《文學周報》）決定自73期開始，由王伯樣、瀋雁冰、周子同、俞平伯、鬍愈之、葉聖陶、鄭振鐸、謝六逸、顧頡剛等輪流主編。

1924年9月爆發瞭齊燮元、盧永祥之間的“江浙戰爭”。戰後，為瞭解軍閥混戰的惡果，王伯祥、葉聖陶、周予同等結伴赴瀏河訪問。

1925年，匡互生、豐子愷在上海創辦立達中學（後稱立達學園）並成立立達學會。教師和學會成員多為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如葉聖陶、夏丐尊、陶元慶、章锡琛、劉薰宇等。王伯祥也熱心參與活動，後與鄭振鐸、葉聖陶等被選為立達學會委員。這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傢槍殺工人顧正紅，打傷工人，激起人民的憤怒。5月30日，在共産黨領導下上海學生二韆餘人深人租界，聲援工人，要求收迴租界。英國巡捕逞凶，從而激起瞭人民更大的義憤，上萬人集中在南京路，要求釋放學生，高呼反帝口號，英巡捕又開槍屠殺，時稱“五卅慘案”。鑒於上海報紙不能伸張正義，由鄭振鋒、鬍愈之、葉聖陶等倡議創辦《公理日報》，王伯祥參與辦報，反帝意誌堅定。

1926年8月30日，鄭振鐸宴請魯迅，王伯祥、劉大白、陳望道、瀋雁冰、鬍愈之、硃自清等在座，賓主相聚甚歡。

1927年，北伐取得節節勝利，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革命形勢對蘇州造成瞭影響。王伯樣、葉聖陶等七人受蘇州市黨部委派，接管當地學校。不久，發生“四一二”大屠殺。蘇州教改夭摺。王伯祥和周予同、葉聖陶、鄭振鐸計劃主編的大型選本《中國文選》，也因故未能成書。但白色恐怖並未能使王伯祥和新文化運動及其成員疏遠。1927年鞦，王伯祥、葉聖陶、徐調孚、丁玲、鬍也頻前往浙江海寜觀錢塘江大潮，直至午夜。後來瞿鞦白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魯迅、鄭振鐸、茅盾、鬍愈之、葉聖陶等決定編輯他的《海上述林》，王伯祥參與集資齣版工作。

在商務印書館任職期間，是王伯祥學術上第一個豐收期。他在編寫曆史、地理教科書之餘，還完成瞭專著多種，並發錶瞭許多論文。他的研究，上起奴隸社會，下至現代，範圍廣泛。其中著名的論著有《我國三韆年來地方製度的演變》、《古史辯與經今文學》、《三國史略》、《四庫全書述略》、《清史稿述肊》、《辛棄疾的生平》、《鄭成功》、《太平天國革命史》、《中日戰爭》等。這些論著材料翔實，見解新穎，學術性很強。有的論著還蘊含瞭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在當時産生瞭良好的影響。

1932年春，王伯祥應開明書店之聘，離開瞭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創辦於1926年8月1日。

1937年3月，《二十五史補編》正式齣版，王伯祥時年四十八歲。

正當他設想再展宏圖之際，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使他壯誌難酬。對於日寇的侵略，他曆來就是反對的，而且早在商務印書館時他就和上海人民一樣曾身受其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瞭侵華的步伐，企圖占領上海，以它作侵華的南方據點。1932年１月28日夜，日寇由租界嚮閘北一帶發動瞭突然襲擊，並用飛機大炮狂轟濫炸，挑起瞭淞滬戰爭。王伯祥、葉聖陶的寓所都在閘北，他們攜傢帶口倉惶齣走。人去屋毀，葉聖陶的書籍埋在瓦礫灰屬之中，王伯祥的圖書則蕩然無存。劫後，周予同在一本舊書的題跋中記載此事說：“‘一二八’事發，伯祥兄藏書盡成灰燼，而同寓亦被劫掠”，“憤暴日之侵淩，憂民生之多居於東城小雅支鬍同。總管理處在西總布鬍同甲50號辦公，沒有生産部及文史、科技、刊物三個編輯室。

1951年年初，總經理範洗人逝世。傅彬然任協理，董事長邵力予參與開明方針大計的決定。日常事務由王伯祥、顧均正、唐锡光處理。在開明的公私閤營和與中國青年齣版社的閤並工作中，王伯祥態度積極，起瞭很好的作用。

1953年，王伯祥應鄭振鐸之邀，到文學研究所（原屬北京大學，後屬中國科學院，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何其芳與鄭振鐸密切配閤，高瞻遠矚，四方求纔，努力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陸續應邀入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組的還有俞平伯、錢鍾書、餘冠英、孫楷第、吳世昌、吳曉鈴、力揚、範寜、陳友琴等，濟濟一堂，如魚得水。從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是王伯祥一生最愜意的時期。他親眼看到國傢由貧弱走嚮富強，精神振奮，政治熱情高漲。他是中國民主促進會成員，在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期間，不顧年老體衰，到四川等地考察，議政言治，不掩善，不虛美，實事求是，與共産黨肝膽相照。在政協會上，他和周總理祝酒的鏡頭，令人至今難忘。王伯祥到文學研究所時已六十四歲，此後十餘年間，他在科學研究上也做齣瞭突齣的貢獻，編著瞭《史記選》、《增訂李太白年譜》，參與瞭古籍《四庫全書總目》的整理。《史記選》是文學研究所編選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的一種，與《詩經選》、《漢魏六朝詩選》、《唐詩選》、《宋詩選注》、《唐宋詞選釋》等一樣都是名傢名選。《史記選》的工作開始於1953年，王伯祥為瞭迎接司馬遷誕生2100周年紀念，夜以繼日地著書，終於在1955年8月定稿。選注曆時雖僅兩年，但實際上是融人瞭王伯樣一生研究《史記》的心血。迄今為止它仍是國內外齣版的《史記》選本中學術水平最高的一種。這部書前有《序例》，它係統地論及作傢的生平、《史記》的偉大史學成就、偉大文學成就、深遠的影響以及版本知識等，是一篇有獨到見解的《史記》論，也是一篇富於啓示性的《史記》研究指南。王伯祥編選這部書特彆強調它在傳記文學上的文學性。他說：“在司馬遷以前，沒有專寫個人的傳記。他獨能窺見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體，若把它分係在‘以事為綱’的記載上就算瞭事，那就破壞瞭這個整體，無異支解瞭這個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種多樣的方式來寫傳記。就這一點看。可以說司馬遷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第一個發見‘典型人物’的人。”（《序例》注）基於這一認識，他的書“隻選瞭描寫生動而故事性較強的記敘文二十篇，凡是‘錶’‘誌’和其它偏重年代、世係或議論的‘紀’‘傳’概從割捨”（《序例》）。從他選的《項羽本紀》、《陳涉世傢》、《留侯世傢》、《陳丞相世傢》、《孫子吳起列傳》、《商君列傳》、《平原君虞卿列傳》、《魏公子列傳》、《範睢蔡澤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田單列傳》、《刺客列傳》、《淮陰侯列傳》、《季布來布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汲鄭列傳》、《遊俠列傳》、《滑稽列傳》等篇來看，確實篇篇都是文藝珍品。本書注釋，詳贍準確，涉及音讀、字義、語匯、地名、人名、宮名、器物名和典章製度。很有特色。《增訂李太白年譜》是王伯祥擬編唐詩選而做的一項準備工作，學風嚴謹，反映瞭編者的科學精神。《四庫全書總目》是一部至今還有價值的、大百科全書式的書目工具書。它是清代學者為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存書及存目所作的內容提要。《四庫全書》收書3461種，存目6793種，二者共10254種。這些書基本上包括瞭乾隆以前經、史、子、集各類書的重要著作。要為萬餘部書的提要斷句，沒有淵博的知識和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是不行的，所以中華書局特彆約請王伯祥擔任。這部書影印齣版後，深受學術界好評。此外，王伯祥還編輯瞭自己的題跋集《庋稼偶識》，校點過王夫之的《黃書》、《噩夢》、《思問錄》、《俟解》和嚴衍的《資治通鑒補》，增補瞭範希曾的《書目答問補正》。至於計劃編輯的書還有多種，如欲與顧頡剛、俞平伯將蔡雲的《吳覦百絕》、顧鐵卿的《清嘉錄》、袁學瀾的《蘇颱攬勝詞》、《虎丘雜事詩》、《姑蘇竹枝詞》、《田傢四時淨》、《吳門新年雜詠》、《歲暮雜詠》編為《吳門風土叢刊》。又如欲帶領吳庚舜編纂《中國古代文論長編》等等，都說明他不伏老的精神狀態。可惜，正當他“老驥伏櫪，誌在韆裏”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突然發生瞭，友朋隔絕，子女下放，憂心國事，積鬱成疾。

1975年鞦，他以口授的方式寫瞭一篇《舊學辯》，痛斥破壞祖國優秀文化的荒唐行徑，熱愛祖國之忱溢於字裏行間。當年12月30日夜，王伯祥逝世，終年86歲。

本書是大學生必讀叢書中的一冊，書中以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指定書目為依據，收錄瞭著名作傢司馬遷的《史記選》。

本書具有很強的經典性及學術性，該書不僅是語言文學專業大學生從事專業學習和學術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書籍，同時也是其他專業大學生加強人文素養、豐富文化底蘊、促進專業學習的重要讀物。可供不同專業的大學生閱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