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不管在世时间长短，白发苍苍的老人固然有丰富的酸苦辣的遭遇，即使早丧，总多多少少有不同的经历。凡是已经发生事，回溯到过去若干年月，都是往事。

托尔斯泰认为：“生活是真实的东西。人所体验到的一切留在他心中成为回忆。我们永远是以回忆为生的。”（高尔登维塞：《在托尔斯泰身边》）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不是亡国之君李煌，当然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他的往事不堪回首。

每个人因所处环境不同，对往事有不同的看法。易安居士李清照：“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丈夫赵明诚外出时所感受的离愁别恨，她“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所以她感到“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宋高宗赵构用秦桧计，以十二道金牌召回抗金名将岳飞，岳飞叹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南宋屈辱求和，达成协议。他有志难伸，内心痛苦，表现了对投降派的极端不满，写《小重山》以示反对。他所处的地位，已没有表达心事的自由，只好不说，有谁听他的往事呢？

史称欧阳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他因此屡遭贬滴。苏轼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势，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在《诉衷情》这首词里，感叹：“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咽，欲笑还辇，最断人肠。”虽然写的是歌女在封建社会中一肚子辛酸又不得不强为欢颜的悲惨处境，是不是也反映了六一居士内心深处的情愫？

唐婉那首《钗头凤》所表现的“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也是写受迫害的女子内心的痛苦，如泣如诉，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在封建社会残酷的统治下，哪有表达心事想念往事的自由？即使表达了，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只好咽在肚里，瞒，瞒，瞒！有苦不能倾吐，那就更苦啦！

人到老年，常常容易回想往事。但往事如烟。辛弃疾坚决抗金，和南宋统治集团中主张屈膝言和的人进行斗争，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提出抗金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不被统治者采纳，不断受到排斥与打击。南归后的四十多年中，他先后被免官闲居二十多年。他追念少年时事，自谦“或作”《鸿鹄天》，回忆青年时代率领部队抗金，生擒叛将张安国，突围南归的轰轰烈烈的战斗历史，可是壮志未酬，人却衰老：“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髯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平戎策，指《美芹十论》与《九议》，在词中表现了无限的感慨和愤满。代抗金名将所提的条陈，晚年的结果却落得个向邻居去学习种树。

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吴潜，积极抗敌，屡次罢相，虽到晚年，仍然希望有所作为：“年将七十，捐躯效命，所不敢辞……”可见抗敌的决心了，但也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着。”抒发了时光流逝、人生易老、政治理想未能实现的愁恨。

有的人也想回忆如烟的往事，又觉得“追往事，去无迹。”（刘克花：《贺新郎》或者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问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陈与义：《临江仙》）这表示对往事的感叹。总之一句话，往事难于回忆。因此，不想回首当年，“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这位张先，徒然记得流逝的往事和后约，他感到空虚和迷惆。

那我为什么要回首往事呢？

十年浩劫当中，不断写了交代文字，在河南息县干校，还勒令我这个被称做“专政对象”的人写自传，越详细越好。

我在私塾一直到青年会中学读书时，受了顾炎武《日知录》的影响，每天写日记，记下所见所闻与对事物的评议，也记读书心得一类的内容，便于看自己成长的足迹。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家人怕沾惹是非，付之一炬，了无痕迹，从此我就不写日记了。因为从上海到延安又到敌后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扫荡”频繁，经常在流动中战斗和生活，很少有空隙时间记日记了。从延安到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编辑部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里生活，纵然有时间，也不能记日记了，防备泄密。

新中国成立以后，倒是可以记日记了．但是繁忙之极，有时要到夜晚十一二点才能躺到床上休息，疲劳不堪，哪里还有精力写日记呢？何况多年来养成早起的习惯，不管晚到什么时间休息，第二天清晨照例就醒了，开始创作，顾不上写日记了。

清晨到上班以前，是我业余创作时间，雷打不动，只有出国访问例外。从1954年秋访问印度、缅甸开始，早起有时间便写日记，但也只记国外访问期间活动与所在国风光，很少写到自己。干校勒令我写自传，当时任务单纯，叫做“劳动改造”，时间比较富裕，这才有机会回首往事。像杜牧说的“事与孤鸿去”，或者像苏轼说的那样“事如春梦了无痕”。短暂回首，许多事情不容易记起，幸好自传偏于政治和思想方面，只须记其大要，无须详述，大约一万多字就把主要经历写出来了。

党中央一举粉碎反革命“四人帮”，天空的乌云散去，迎来满天的朝霞，普照祖国山山水水，温暖了亿万人民的心窝，无不希望把浩劫十年所遭受的损失，用加倍努力把丧失的宝贵时间补偿回来。我也怀着这样的急迫心情从事创作和工作，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断忙于纷至沓来的一个接一个任务，已经回忆起的往事，渐渐淡忘了。

大概是1979年吧，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来函约稿，按照编辑体例，凡健在作家，由本人撰写自传，推却不掉，又不能请编辑代笔，那就违背体例了，便匆匆写了《小传》应命，1980年3月13日写完寄去，编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于1981用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以为可以“过关”了。1987排年，又收到徐州师范学院编辑组来信，他们准备修改补充传略，体例规定，仍然请作家自己动手。这时，我正在写《长城万里图》长篇小说，如果中途被打断，往往要花许多时间准备，才能继续写下去。但自己已经写了《小传》，过了十年，需要修改补充，义不容辞，只好再次回首往事。

1988年春天，在重庆曾家岩50号前面的广场上竖立周恩来同志的铜像，以纪念他在国民党地区领导艰难复杂斗争的丰功伟绩，同时还举行《新华日报》创刊50周年纪念活动，应邀前往庆祝铜像揭幕和报馆的节日。事后，由重庆乘船下三峡去武汉，在船上比较空闲，便回首往事，修改补充《小传》，寄给徐州师范学院。

《新文学史料》编辑曾约我写自传或回忆录连载，迟迟未能应命，因为主要精力花在撰写小说方面去了，一时抽不出较多的时间回首往事，于是将修改补充的《小传》题名《简略的回顾》寄给编者，在1990年第一期发表了。

在这以前，《报告文学》月刊副主编傅溪鹏同志约我写回忆录，恳切希望支持，盛情难却，于是写了《重庆的岁月》与《在和平与内战的十字路口》，在该刊连载《报告文学》出到1989年第12期，寿终正寝。傅溪鹏没有像过去那样笑嘻嘻登门约写回忆录，我松了一口气，可以继续专心致志写小说了。

但《新文学史料》编辑热忱约稿，常萦脑际，那篇《简略的回顾》过于“简略”了，算不上回忆录，我应该遵命抽出时间写回忆录，以报厚望；另一方面，我觉得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埋进了历史的坟墓里，不值得重提，何必掘墓暴尸呢？而且，人到暮年，记忆力衰退与日俱增，纵然回首，也不一定完全确切，“去无迹”、“了无痕”的往事怎么下笔呢？“多少事，欲说还休。”真是“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不写也罢。可是编辑恳切请我写”回忆录，怎好再次婉拒呢？这时，我想起司马迁说过：“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我绝不是和司马迁相提并论，个人的往事，没有什么值得回首的，顶多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大海不拒细流，回顾过去是为了未来，鉴往知来也。我这个人“命途’经历了不少曲折坎坷的道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一些经验教训对后来者不是一点也没有参考意义，于是回首往事，执笔写来，或略或详，因人因事而异，不限于个人往事，更非纯粹自传，故称《往事回首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