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了《“滇缅铁路”祭》，我的心情还长久难以平静；那些从清末民初以来，为了这条铁路的兴修奔走呼吁的有识之士，那几十万不顾山高林密、风雨烈日、瘴疠疾病、饥饿艰困，义无反顾地深入于横断山脉深处，用原始的人挑手挖，一步一步地掘开大山，把铁路路基向南延伸的铁路员工的事迹，仍然使我激动、感叹，也不知道这番努力，能不能把这段厚重的、尘封已久的历史较鲜明地表现出来？

“滇缅铁路”虽然筹商较早，正式兴建却是国难深重的1938年冬至1942年春。经历过抗日战争艰难、屈辱生活的老一辈人都会记得，那时候，由于强敌入侵，大片国土丧失，人民流离颠沛，城乡生产停滞，百业凋敝，物价飞涨……

参与修筑“滇缅铁路”的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30多万云南民工，就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以深厚的爱国热忱，投入了这条以昆明为起点，西达中缅边境，在云南境内全长860余公里的艰巨工程，在地形复杂、经费不足、粮食困难、缺乏机械化设备的艰难条件下，他们顽强地拼搏，极力想尽快把这条铁路修成，以改变敌人对中国的封锁所带来的困难；饥饿、沉重的劳动，使得许多人丧失了生命，那份艰难和悲惨是局外人所难以了解；但更悲惨的是路基刚拓出，正待铺轨时，日本侵略军打进了滇西，民工和技术人员只得从修路转入破路……

这条本可发挥伟大作用的工程就这样夭折了。

随着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铁路复工无望，筑路员工星散，昔日的路基除了一部分为后来的公路所利用外，多数湮没于荒烟杂草，人们也就渐渐地把这条本来可以横贯中缅边地、联结太平洋口岸的国际通道忘却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这一历史事迹的片断，深感惊讶、震撼，也为之长久叹息，这被埋没的不仅是一条能创造物质财富的铁路，而且是几十万铁路员工以及从各方面支持这一伟大工程的千百万人民，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出于作家的敏感，我觉得，不能再让这一历史壮举继续被人们所忽略，虽然许多事件由于湮没太久而过于模糊，但作家的职责就是剥去那积压的尘土一点点地去分辨追寻！

如果从小说的角度去切入，以历史大框架为依据，充分利用虚构与想象，写作上可能有较大自由，也可以解决素材中某些细节的不足，但我却觉得，为了弥补云南近当代历史描述滇缅铁路这一空白，还是采用非虚构的记实文学为好。这就要求时间、地点、人物、工程进度等都写得真实详尽。事过60余年，从前参与总体规划最了解这条铁路始末的官员、专家多已老去，能找到的只是一些那时候还很年轻、又处于基层的人员（事务人员、工人），他们因工作、职务所限，只知道工地上某一角落的片鳞只爪，还由于年深月久，有的是语焉不详，有的记忆有误，如何从整体上、脉络清楚地表现这一事迹繁多的工程，却是很难！但契诃夫说过：“一件艺术作品应该表现一种伟大的思想。只有严肃的东西才是最美丽的。”这一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圣战中的智慧和坚韧个性的伟大工程是何等庄严、伟大！即使再艰难我也得努力去发掘、表现！

我去往中缅边地寻访铁路工地遗址，四处访问知情者，大量阅读史志、档案，像个考古学者那样，从被沙石瓦砾所掩盖的“地下”，一点一滴挖掘；随着线索逐一出现，采访、阅读面也逐渐扩大，可写的材料也日益丰富，再加上我在云南已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铁路沿线的人文地理、历史沿革、山川名胜都较了解，也就能较快地进入情境。作品经过一改、再改，也从原来的万余字，发展成如今的12万余字，对这条“滇缅铁路”的形成与消失有了一个明晰的表达。我想，这不仅能帮助读者了解那段悲壮历史，也将在啼嘘、感叹中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写这部作品，也是我对中国、特别是云南近当代史的一次更专致的攻读，经常为了一个人物、一个细节去查阅许多卷有关的史志，有时还得耐着性子用几天时间一页一页翻阅档案中那些文字枯燥的往来公文、任免命令，以搞清楚这些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

云南档案馆的朋友热心地支持我这一写作，在我进入他们的档案阅览室那近两个月的时间中，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从城外几十公里的仓库翻寻那些已尘封半个多世纪、纸张已发黄发脆的资料来供我查证、摘录。

（他们说，这些资料被封存、归档后，50多年来，我是惟一来借读的人！我也很感谢他们的精心存留，才能从这些散乱的“砖瓦”中辨认出从前的建筑规模！）

临沧的朋友给我提供了去中缅边界铁路工地旧址的方便，还不断为我搜集材料、照片；远在东京的日本朋友、图书管理学专家加藤美香女士，知道我想了解19世纪末英国人H・R・戴维斯几次进入云南勘察的事，也不远万里为我寄来了详尽的资料……

这都使得我这次写作能越过不少困难，也使我深深感到，尽心从事一项有益于人类理想的庄严工作时，是能获得四面八方的同情与支持，尊崇伟大的历史和庄严的事业，用以承先启后塑造美好的未来，这是多数正直的人的心愿！

但愿我的这部作品，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2002年1月23日～1月28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