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炘是版画家，温师院美术系的首任系主任。

他195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入古元工作室研习版画。古元是从延安“鲁艺”出来的版画大家，入得古元工作室，均是佼佼者。1964年郑炘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化部搞专业创作，前途一片光明。不想5年后受“文革”冤案牵连，被贬回乡，在温州某机械厂当工人。1976年平反，调入市文化宫。

我就是在文化宫认识郑炘先生的。他当时是文化宫的美工，一边挣工资，一边搞创作，虽大材小用，却也心安理得。他是我的师辈，我那时才20多岁，热衷画画，是文化宫的美术活跃分子。我每次到文化宫，都会去他的工作室，或请教，或看看他的创作。他的工作室看起来好像很大，其实只有几个平方米，是在美术组一隅用文件柜隔成的小小间，颇寒碜。郑先生话不多，却热情，总是笑脸相迎。他因是古元工作室出来的，深得古元大师的真传，刻作品善使圆刀，刀法浑润纯正。他搞创作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直接在木板上起稿，黑墨和白粉重重叠叠，搞得画面脏兮兮的。但这种方法起的稿，刻起来比较自由，好发挥，刻出来的形象鲜活，刀味重。只不过要有过硬的功夫方能为之。据说这也是古元工作室的传统。

郑炘的素描是很见功底的，无人小视，早有《郑炘素描》一书出版，令人叹服。他的素描教学方法有自己一套。他教素描，有时自己也同时作画，直观示范于学生，让学生更易领悟素描的方法和步骤。我见他画石膏素描，用的是很软的铅笔，极难掌握的，但画面素描关系感觉始终很好，到最后收拾阶段，铅笔才换成较硬的。我当时颇惊讶。他画素描还有一个习惯，会频频用一块白手绢拍打画面，让画面中的形象一直处在朦胧状态，但明暗交界线明确，虚实分明。这是高手的技巧，我叹服。记得他还有一个小巧门，就是画素描时橡皮擦一直放裤兜里，保持温度，擦起来干净。

郑炘的版画幅面都不大，尤其木刻。他的创作不是有意针对展览，该大则大，该小则小，不会故意扩大幅面，虚张声势，以夺人眼球。动辄长卷、巨幅者，当鉴之。他的创作题材也不重大，但贴近生活，看了亲切，如《成长》、《初雪》、《惹人喜欢》等作品。1984年，他奉命组建温州师范学院美术系，肩负系主任的重任，开创了温州美术教育高等化的历史，功不可没。后来，美术系蓬勃发展，他却激流勇退，以平和的心态退居二线。

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平和的人，更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为人处世低调中见亮节，从未见其对下专横跋扈，也从未见其对上奴颜媚骨过。记得在1986年举行的一次非官方的青年画展的闭幕座谈会上，他曾大胆地指出，应该鼓励青年人多举办画展，对群众性的画展，不应横加审查。在当时的情况下，耿直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是很需要勇气的。但人毕竟生活在是非之中，以致有人说他过于死心眼，不绕弯。我以为，他之正直，毋庸置疑，缺少的是斗争精神。但这怪不得他，他生来就不会斗，也不会争，他的心软得像豆腐。他会坚持，但不会斗争。他不绕弯只是认为不能放弃做人的原则，这他圆滑不了。而他自己的事，他却是“得过且过”：“文革”中因冤案被处理，他虽冤屈却认命，没有抗争；下放工厂，他安心本职，没有怨言；平反后调文化宫，忙忙碌碌，他心平气和。就是后来他创建温师院美术系，高居系主任之位，也未曾居功自傲、趾高气扬过。

当然，在郑炘先生的大半辈子中，没出惊世之作，没有惊人之举，没遇惊涛骇浪，市美协的交椅中，也没有他的高位（从二届到现在，他一直是理事）。但郑炘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他平平淡淡的创作，平平淡淡的生活和平平淡淡的心态。我欣赏这一点。因为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在我们周围的画家之中，已很少见有如此的平常心了。

我写此文，事先未与郑炘先生招呼，所刊的两幅作品，也并不代表他的最高水平。恕我斗胆，或褒或贬，文责自负。窃想他会以平和之心对之。我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