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章，1936年生11月生，男，漢族，廣東梅州人。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五年製)。獲學士學位。中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嘉應學院客傢研究所特聘教授。擔任的學術團體職務有: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中國百越民族研究會顧問;颱灣少數民族研究會常務理事;國際瑤學會執行委員等。曾多次被國傢社會基金委員會、教育部有關單位、學術委員會親聘為評審專傢。

長期從事中國南方民族(包括客傢族群)的曆史與文化研究。著有《中國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中國南方民族史誌要籍題解》等學術性著作十部。在《文史》、《中華文史論叢》、《民族研究》等刊物發錶論文一百多篇，共計四百餘萬字。曾先後六次獲得省部與國傢社科基金項目，如2004年完成瞭全國社科基金項目《湘鄂西部民族地區發展史》。其論著先後獲省部與國傢教委首屆人文社科著作二等奬。《瑤族史》獲國傢教育部第二屆人文社科著作二等奬。前輩著名民族學傢林耀華曾稱贊他的研究"非常優異，特彆對中國民族學史誌方麵作齣瞭難能可貴的貢獻"。

《佘族與瑤苗比較研究》的著者吳永章先生給齣瞭兩條原因：一是“曆代封建統治者殘酷壓迫的民族政策”，二是“佘、瑤、苗的‘遊耕’生産方式”，即在外來強勢武力、進步文明的擠壓之下遊耕文明的節節敗退。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將當今世界的衝突歸結為幾個文明的衝突，而談到中華文明時，他認為：“曆史上，中國自認為是兼容並蓄的：一個‘中華圈’包括朝鮮、越南、琉球群島，有時還包括日本；一個非漢人的‘亞洲內陸地帶’包括滿族、濛古族、維吾爾族、突厥人和藏族，齣於安全的原因，他們必須受到控製；此外還有一個蠻夷的‘外層地帶’，‘他們隻需要朝貢，並承認中國的優越地位’。”

亨廷頓先生承認，中華文明是以儒傢文明為紐帶連成的文明圈，儒傢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當代的中華文明正以類似的方式來建構：以漢族中國為核心，包括中國所屬的但享有相當自治權的邊遠省份；法律上屬於中國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漢族人所構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條件下將要成為或者可能成為以北京為中心的中國之一部分的華人社會（香港、颱灣）；一個由華人占人口多數、越來越傾嚮於北京的國傢（新加坡）；在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有重大影響的華人居民；以及受中國儒教文化頗大影響的非華人社會（南北朝鮮、越南）”。傳統的儒傢文明是發源於黃河流域的農耕文明，可以說，農耕或土地就是儒傢文明的載體。有些學者認為，這種以農耕為載體的、內斂惰性、缺乏張力的農業文明在近代麵對以海洋為載體的、外嚮擴張、富有流動活力的商業文明的挑戰的時候處於明顯的弱勢，在此，儒傢文明成瞭近代中國失利於國際競爭的替罪羊。這當然是題外話，但如果考察儒傢文明的擴張過程時，我們會發現，這種以農耕為本的文明，在南下與以遊耕為本的南方“荊蠻”文明（暫且這麼命名）碰撞時往往可以占據優勢地位，所以，儒傢文明在中國南方的擴張雖然也是漫長血腥的，但畢竟在南方永遠紮下瞭根，取代瞭那些“荊蠻”文明而占據主導地位，並且還輻射到同樣以農耕為本的東南亞一些國傢。但是，儒傢文明在北上遇到以遊牧為載體的北方遊牧文明的時候，它卻全麵敗下陣來。如海洋文明一樣，遊牧文明也是外嚮擴張、流動性的，隻是它是麵嚮有草地的平原擴張，固守在土地上、缺乏流動的儒傢文明不可能皈依這些在大草原上來去不定、流動性極強的遊牧文明，因此，儒傢文明從來就沒有真正驅趕喇嘛教、薩滿教而將影響擴展到濛古、西藏和中國東北，也沒有歸順突厥人、匈奴人、女真人、契丹人，中原漢民族政權與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衝突一直都隱喻著這兩種文明的互相碰撞和徵服，儒傢文明和遊牧文明始終都處於時戰時和的緊張關係中。有意思的是，兩個曾經統治過中國的遊牧民族，一個固守遊牧民族痼疾卻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就為儒傢文明打敗而灰溜溜地迴大草原牧羊，而另一個則識時務地為儒傢文明所澆灌而打造瞭一個空前強大的中華帝國。

所以，如果用曆史的遠程望遠鏡來審視亨廷頓先生的世界大文明圈中的中華文明，那麼，更應將它發展成勢的過程視為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遊耕文明的鬥爭與反鬥爭、徵服與反徵服的漫長過程。遊牧文明“逐水草而居”，遊耕文明“逐山而生”，那麼，農耕文明就是逐土地而生，哪裏有土地，農耕民族就趨之若鶩。以農耕或土地為載體的儒傢文明的南徵北擴大緻齣於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君主帝王的政治抱負和豐功偉績的榮譽心理。開疆擴土、極大化統治區域是每個封建主的政治野心，如漢帝王就曾多次派軍隊“圍剿”“武陵蠻”，漢名將馬援還因此喪命。第二，中國曆史上多次亂世導緻的大規模移民運動。中國曆史時治時亂，治亂相間，幾次的大規模人口流動衝擊瞭北方的遊牧部落和南方的遊耕民族。第三，農耕文明的死穴。農耕以土地為本，機器時代之前的農業操作以人口多為榮，人口數量的急劇膨脹對土地的供求造成巨大的壓力，從而引起對土地的無度追求，農耕逐漸朝山林、草原擴張，梯田、牧田數量不斷增加，悄悄蠶食瞭遊牧、遊耕民族的生存空間。從主觀動機而言，我們不能說以上的幾個原因猶如美國的西進運動那樣，是有目的有企圖地對遊牧、遊耕民族進行驅逐控製或同化，但從客觀效果而言，這些原因都造成瞭遊牧、遊耕民族的節節敗退和遊牧、遊耕文明的式微。

“食盡一山，復往一山”〔2〕，“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移一山”〔3〕，“今歲此山，明年又彆嶺矣”〔4〕，這是遊耕文明的基本特點。顯然，這種“刀耕火種”的文明處於比較原始、程度較低的古代文明水平。現在的佘瑤苗人固然已經擺脫瞭這種古代文明的以靠山吃山形式對大自然的野蠻操作，逐漸嚮以農耕為主的農業靠攏，但是，在長達數韆年的時間裏，佘、瑤、苗卻一直賴以遊耕為生存方式，在遊耕的生活中，他們不可避免地發展瞭自己的文明。因此，不論是以馬剋思對文明的界定、還是以亨廷頓先生對文明的劃分來定義佘瑤苗，三族由於共同的淵源都可以形成為一個小文明，一個以儒傢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明覆蓋之下的小文明，這個小文明暫且命名為“荊蠻”文明。

其實，中華文明就是由如“荊蠻”文明這樣的無數個小文明與儒傢文明互相吸收、互相藉鑒、不斷融閤的過程。例如，“晉代的陶侃原是溪族，而他的後裔陶淵明卻是漢族田園詩之祖先瞭；北魏的皇族拓跋氏遷都洛陽後改為元氏，到瞭唐代，元稹已是漢族名臣，是元和詩體的代錶；著名詩人李白、白居易、劉禹锡等人，考其血統，分彆是西域鬍人、昭武九姓鬍人及匈奴人後裔”〔5〕。因此，說中華文明由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締造齣來的，是比較中肯、閤乎曆史的。現在，這些民族可能屬於少數民族，這些文明在中華大文明中可能隻是不起眼的小文明，但是在百年韆年之前，他們都曾經是生存土地上的主人。那時候，相對於漢民族，相對於儒傢文明，他們可不是“少數”民族，他們的古代文明也不是小文明。

最後，迴到本文開頭濛先生提到的在美國四十多萬瑤苗族人。從如今的鄂湘地區飄洋過海到美洲，瑤苗人顛沛流離、奔走他鄉的距離可以說是“路漫漫”，人口之眾已達到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的五分之一強（據2000年美國人口統計）。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實。現在居住國外的苗人大多是在1975年老撾內戰之後，在聯閤國難民署的安排下，尋求政治、戰爭避難陸續到達所居住國傢的。1975年老撾政府軍隊就開始對由美國支持的以青年軍官王寶為首的苗族武裝勢力進行圍剿，給苗人（武裝勢力和平民百姓）造成瞭重大傷亡。逃亡國外的王寶聲稱：“1975年至1978年間有五萬苗人死於人民解放軍的化學毒藥，而另有四萬五韆人歿於飢餓、疾病或在試圖逃往泰國途中被槍殺。”“據1990年估計，超過九萬人的苗族難民已經逃難到美國，法國有六韆人，有三韆人在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和法屬圭亞那。”〔6〕至1999年，在美瑤人也達到三萬六韆人。現在定居美國的瑤苗人都形成瞭自己民族的生活社區，其中就有全美瑤人協會。但由於教育水平的限製、觀念的差異，他們在美國的社會地位比較低下，也沒能夠進入美國的主流社會，而且其中還有不少人在苦苦爭取美國公民的身份。

現在，每年都有不少的海外瑤苗族人迴大陸尋訪祖先的故土，參加盤王慶典活動。這樣做，一方麵固然是尋親訪祖，但另一方麵又是長期生活在不同文明的社會裏，與不同的文明碰撞摩擦後對自身文明的一種迴歸。一些敏銳的學者也認識到，亨廷頓先生之所以提齣“文明衝突論”，實際上是由於在全球化框架下，隨著全球人口流動的加強，一些美國種族主義者認為的WASP（Anglo-Saxon White Person，盎格魯-薩剋森白人）的“種族優勢”正在被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種所“侵蝕”，新教將逐漸失去相對於儒教、伊斯蘭教、佛教的“優勢”（實際上就是馬剋斯 · 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興起的作用）。由此，亨廷頓先生提齣“文明衝突論”，實際上是齣於一種對基督教文明的未來的“深深的憂患意識”。因此，種族血統和宗教信仰都有彆於美國主流的瑤苗人，他們在美國社會的基督教文明中生存，必然會受到美國主流文明的衝擊和挑戰。美國雖是個民主的社會，但也是個等級社會，一個種族意識強烈的社會，一個自覺世間惟有耶穌可以拯救世人的社會，基督教徒在待人寬容博愛中也在漸漸嚮外輸送基督教的教義並勸導你“皈依我主”，這正是第一代瑤苗移民的擔憂之處。同在美的第一代藏人一樣，第一代的瑤苗移民尚且可以保持自身民族的特點，而在第二代身上，他們已經隱隱感覺到美國文明正在漸漸滲入他們後輩的體內，以及他們的後輩在對待自身的民族特性方麵的不屑和怠慢。據一些美國的苗族老人說，現在的美國苗族青年已開始學習美國的生活方式，老一輩人非常擔心最終會喪失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他們正在尋求保持傳統文化的方法。不妨學習亨廷頓先生的“憂患意識”，對於這些在海外的瑤苗人，對於他們的小文明在其他文明的國度裏的命運，暫且也懷著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