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迅速流传开来，并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包括建筑、雕刻、绘画、音乐、书法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在书法上渗透到各方面，如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以及佛寺古刹，殿宇庙堂中的匾额、楹联、碑铭、石经、石窟、石柱、摩崖、经幢等无不与书法有关。唐代诸帝好佛，而出家事佛的高僧亦有不少人善长书法，如澄观、道亮、法慎、玄素、玄俨、昙一、蛟然、行满、亚栖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怀素和高闲二人，皆以草书而闻名于世，另有情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和大雅《集王羲之兴福寺碑》对后世影响尤大。

　　高闲是一个活跃在宣宗（公元八四七一八五九年）进的书家，生卒年不详，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出家于湖州开元寺，后入长安，信荐福寺、四明寺，事佛余暇，酷爱书法，尤善草书，学张旭、怀素，并与当时的名诗人张祜、陈陶以及著名文学家韩愈友善，相互遇从甚密张祜《赠高闲上人》诗谓：“道心黄叶老，诗思碧云秋；卷轴朝廷笺，书函内库收”。陈陶亦有诗句赞曰：“龙蛇惊粉署，花雨对金轮”。而韩愈有《送高闲上人序》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可见闭之学旭，能直师其心，直取其神，由是声名大著，宋叶梦得《石林避暑录》卷三谓：“神采超逸，自为一家，盖得韩退之序，故其名益重。”相传其书深得宣宗皇帝赏识，据《唐高僧传》谓：“克精讲贯，宣宗重兴佛法，召入对御前草圣，遂赐紫衣，仍预临洗忏戒坛，号十望大德”。又谓：“闲常好将霅川白纻书真草之踪，与人为学法焉。”可见高闲之书已盛名于晚唐，可惜他流传书迹甚少，据《宣和书谱》载内府收藏有草书《五原帖》，行书《中丞帖》、《雨雪帖》以及《令狐楚诗》、《此斋帖》等，现均已散佚，董逌《广川书跋·卷八》谓：“闲之书，不多存于世，其学书张颠，在唐得名甚显”。

　　本册所载《唐高闲草书千字文》可以说是高闲唯一传世真迹，是卷为纸本，纵三0点八厘米，横三三一点三厘米，为残本，仅余“莽”字以下二四三字，卷后有明林佑跋，曾经宋赵明诚，元鲜于枢、乔篑成，明方鸣谦，清卞永誉、安岐等人收藏，前阙部份原有鲜于枢补书，亦已散佚，《宣和书谱》、《式古堂书画汇考》、《墨缘汇观》、《三虞堂书画目》均有记载。此册草书写得神采奕奕，笔办雄健，结字奇宕简练，气势洞达，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十分精彩。其草书不同于旭素以中锋提运的笔法，而兼用侧锋方笔，故点画肥劲，而丰腴雄浑之气扑人眉宇，鲜于枢曾评其书曰：“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年”，这正是独特的一面，今按原迹仿真彩印，公诸同好，或可裨益于书法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