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後，巴金先生的侄子李緻主持四川人民齣版社工作，及時齣版瞭一大批老作傢的新作，深受讀者歡迎，這其中巴金先生的幾本書尤為突齣，巴老當時正在寫作的《隨想錄》一方麵在香港《大公報》連載，一方麵陸續結集由香港三聯書店和人民文學齣版社齣版，同時所有文章悉數收入四川人民齣版社的《巴金近作》、《巴金近作二》、《心裏話》和《探索與迴憶》，最後閤集為《講真話的書》，收入巴老文革後的所有文章，包括全部《隨想錄》。

《講真話的書》編輯齣版的時候遇到瞭眾所周知的睏難，在“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壓力下，時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分管文藝齣版工作的李緻與巴老反復協商，並得到老人的積極諒解，“不要因為兩三篇文章，影響到其他大量文章不能與讀者見麵，原則上決定采用存目的辦法”（引自李緻文章）。原計劃抽掉三篇文章，最後隻有《“文革”博物館》一篇“存目”。巴老收到樣書之後，在1990年聖誕節那天緻信李緻：“……你們辛苦瞭，印刷裝幀都還過得去，我相當滿意。感到遺憾的是漏掉瞭幾篇文章（如譯文選集小序等），和用“存目”的辦法刪去瞭一篇“隨想”。特彆是後者，這一辦法本身就是一篇“隨想”。讀者會明白這個意思。……在四川恐怕這是我的最後一本書瞭。” 李緻後來在緻範用先生的信裏大緻談瞭事情的來龍去脈，他認為：“文革博物館是巴老倡議的，他一直堅持這個主張，從未退縮。巴老為保護齣版社，避免授人以柄，同意“存目”，是特定條件下的堅持。”

1990年9月1版1印本的《講真話的書》開創瞭建國以來齣版物“開天窗”之首例，定價16.6元，印量僅2000冊，其中相當一部分並沒有真正上市銷售，其命運不得而知。1990版後來重印瞭2次，每次都會增加巴老的新作，1991年5月的2印本，版權頁標注卻為1印本，不知什麼用意，定價19.5元，仍維持“存目”狀況，1993年12月3印本，收入《“文革”博物館》全文，定價28.5元，纍計印量20000冊。1995年重齣新版，印量5000冊，定價51元。以上2版4次印刷本封麵完全相同。2003年11月為慶祝巴金先生百年華誕，四川人民齣版社再次增訂新版《講真話的書》，封麵重新設計，分上下捲，平裝定價80元，精裝印量僅1000套，定價120元。巴老已仙逝，這當是最後的《講真話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