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國動蕩而尋找新政的年代，這一曆史階段(1840-1949)對於廣州的市政曆史而言是頗為重要的時期，近代市政製度的産生影響著城市空間演變。 海內外對中國城市史的研究，涉及的領域廣泛，學科不同而關注的重點和研究方嚮差異很大，但多著力於自身學科領域。製度與空間的關係，涉及不同學科，其研究領域有待拓展，本研究力求通過跨學科的研究，理清近代廣州管治係統，探求市政製度對城市空間影響，為今天的製度建設和城市發展提供曆史藉鑒。 在清末民初這一曆史時期，在政治層麵上如何實現城市的自治，在空間建設上如何體現與歐美可以媲美的現代城市環境，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尋找答案。 民國時期廣州市政公所及市政廳的成立，就政治製度改革意義而言，體現瞭地方“自治”的思想開花結果瞭；於城市秩序的維護而言，明晰瞭組織機構的形式，形成地方城市政府行政主導機製；從城市空間組織而言，城市有瞭空間秩序的組織者與實施者，並形成有關規範與計劃對城市長遠發展負責。傳統的城市空間組織，圍繞的僅僅是皇權代錶機構衙門有限的區域，城市政府的誕生與運行，使城市空間更廣泛地服務於大眾，而且創造一係列的城市空間為大眾所享用。作為“省會城市”的廣州，産生獨立的“市”建製，實現瞭省與市二級政府權力的分離，城市政府獲得城市事務的主導權。 這一時期，大批留學歸國、學有專長的人員直接從事於市政管理，主導瞭大量實踐性較強的製度設計。尤其是擔當瞭市長這一重要的地方行政首長角色，權力、執政理念影響瞭城市化的進程。孫科、林雲陔、程天固及劉紀文等人，從製度的設計、推行到實踐，成為建立以及詮釋廣州市政製度的最直接與關鍵的人物，對後世如何建立和繼承一個較為穩定的製度運作框架産生深遠影響。 廣州近百年前起步的市政製度的實踐，是中國市政發展曆史的裏程碑。基於這段重要的曆史過程，中國各城市纔逐步有瞭較完整的規劃體係，形成瞭一係列的市政規章，城市規劃與各類規範成為控製城市空間發展的重要工具。著眼於物質空間建設市政製度，影響瞭城市衛生、教育、交通等等領域，深刻改變瞭城市的社會活動形態，也帶來新的城市空間與景觀。 理解特定的製度，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從曆史走過來的城市。對城市空間演變過程中的曆史製度的分析基於權力分配、利益團體利益的實現與規範的引導及控製三方麵的要素，行政組織形式、執政者的理念和市政規章是市政製度影響城市空間的三個關鍵環節。把握城市空間的發展與演變，完善製度，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