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喬，1954年生於北京，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畢業。現任《北京日報》理論部主任、北京日報編委。高級編輯，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傢。北京市政協委員。著有《行業神崇拜一中國民眾造神運動研究》、《中國的師爺》、《清代官場圖記》、《文史抬荒》、《烈日鞦霜》、《人在史中》、《戰紙風雪》。

如今世麵上，曆史隨筆的書籍可謂多矣。但真正有份量的並不多，前幾年，一本《晚清七十年》一直在民間流行，超過者幾乎沒有。中國寫曆史隨筆的學者不少，為什麼總不能“流行”幾本呢？其中，沒能帶給讀者以思考、震撼是關鍵。前一陣子，福建人民齣版社推齣一套曆史隨筆“春鞦文叢”，雖然沒有《晚清七十年》流行，但以其春鞦筆法，“維我上所戲弄”，寫得著實引人反思，值得一閱。加盟者都不是曆史學專傢，但卻能站在較遠、較廣的視野上看清曆史。北京日報社的李喬就是這樣一位作者。

李喬的《烈日鞦霜》列“春鞦文叢”第二輯。其中關於“清代”隨筆的一些文章尤為引人關注。李喬在《說清代京官的“窮”》一文中介紹瞭清代京官特有的“窮”，京官原本富裕，但他們大多追求奢華生活，還要應付官場之“禮節開銷”，自然也就窮起來瞭。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說：“晚近士大夫習於聲色，群以酒食徵逐為樂，而京師尤甚……”追求奢華生活，這似乎是為官者的通病。至於官場的“禮節開銷”，那更是司空見慣。逢年過節，大大小小喜事喪事，送禮自然是少不瞭瞭。為官的訣竅之一就在於此。這樣摺騰下來，難怪為官者“窮”矣。一些為官者因為自己“窮”，無法滿足“日常”開銷，就想盡辦法斂財。而窮又能獨善其身者，為數不多呀！想想，如今的社會，雖然為官者大多受過清貧、艱苦奮鬥的思想教育，但總有些人就是不想清貧。習於身色者不少，逢迎拍馬、送禮者也不是少數。前不久，江蘇一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倒颱，送禮者中，有一交通廳廳長。這位廳長想進入省級領導後備名單中，一口氣就給組織部長送瞭200萬。還隻是後備名單，如果真的進入考核提拔時，真不知道要送多少。一個交通廳長怎樣能一口氣拿齣200萬呢？不就是長期斂財所得嘛。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有許多是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光大的。但其追求奢華，逢迎巴結，講求“禮術”卻是不能提倡的。現如今，我們天天在講艱苦奮鬥，講任人唯賢，反對金錢交易，為官者確要明白其中的意義，身體力行呀！

為官者“窮”，窮在俸祿不足以支付龐大的開銷——這似乎是一種事實。李喬在另一篇文章《說清代京師胥吏的“富”》中，給讀者道齣瞭另一可怕的現象是：為官窮，而吏富。也就是說當官的人窮，而當差的人卻很富有。這看似不可理解，但細細想來，卻也符閤事實。當差的富，富在貪。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說：“胥吏。公傢所用掌理案犢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稱之曰書辦。”正因為其“掌理案犢”，“治房科之事”，手中之權可謂不小。對比現在，也有類似現象。下級為瞭見上級、巴結上級，往往先賄賂上級秘書等身邊的人；添置辦公用品，具體經辦人，往往撈到不少好處……這一兩年，秘書、打雜的倒颱也不是少數。是誰給這些秘書、當差的、打雜的那麼大的權力呢？說白瞭就是一些不正常的用人機製造成的。為瞭靠近領導，為瞭好辦事、辦好事，就先給這些“書辦”者予好處。“書辦”者剛開始從事差事時，大多還能講點原則，或者膽子還比較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逐漸學會瞭收斂錢財，以為自己將來的仕途打點之用。更有甚者，對賄賂可謂來者不拒。就這樣，成就瞭他們的富裕。

李喬也許有心，也許無意，他把這些曆史的現實呈現到瞭讀者麵前。我們透過其中的描述，看到瞭卻是影響至今的影子。當然，曆史不可能在原有的基礎上重復，時代總在前進，社會總在發展。但描述它，記載它，應該對今天的社會有所警示、有所反思，尤其是相對於曆史隨筆的寫作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