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作者所经历的一些事，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香港去继续她的工作。在转移出去之前，她又得过一关，因为她的寓所虽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归外国人管辖，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带），但现在除在附近经常出没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来监视的日本特务。为了麻痹这些家伙，在动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种使人不可能产生任何疑窦的安详景象。两位外国女友到家里来喝茶，一会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也来了。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艾黎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一艘挂外国旗的沿海客轮。她用头巾捂住半个脸庞（那天天气很冷），一只手挽住艾黎的结实的臂膀，显得十分轻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和盘问。

在国内事务方面，她的工作是保持、加强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核心——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这在抗战期间曾经几起几落。在国际上，她帮助建立和加强反法西斯阵线。

为了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实现内部团结并扩大进步影响，她始终不懈地努力。在到香港的最初一两年中，她工作的中心是加强当时正在出现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她对国民党于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统一战线导向的《抗战建国纲领》，表示坚决支持。她在4月间同何香凝联名发表致国民党领导的公开信，认为这个纲领须付诸实施，而不应只停留在纸面上。她们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始终如一地主张国共合作（虽然几乎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她们没有实权，但受到公众尊敬。在这封信中，她们就国民党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提出七点建议：“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四、时刻不忘当前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困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尤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蹈万劫不复之地；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六、严厉执行褫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尤应加以严峻之刑律……；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及作战区域……种种惨痛……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

对战时逃避兵役的人和逃亡的人，宋庆龄是毫不同情的。她在6月2日致函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提出应制止民众逃入香港（妇孺老弱除外）。年轻力壮者和富裕者大批出亡会降低海外对中国的尊敬。应训练更多壮丁参战、改善防空设备、照顾难民生活。

她对投降主义的心态和阴谋感到十分愤怒和厌恶。1938年5月25日给新西兰籍同事杰姆斯·贝特兰的信中，她谴责了中国的投降主义并联系到欧洲的情况：

“那些失败主义者又在嚷嚷和平了。但在我心里毫无疑问：我们——人民——将抵抗到底。希特勒已下令召回所有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过去帮助国民党打中国红军，后来有一个短时期帮助打日本，现在日本又成了纳粹德国的盟友）。他们全都不愿意回去。希特勒还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干一件什么样的蠢事……把那些有问题的人和那些间谍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之后，我们会战斗得更好。”

1938年7月7日，在《抗战的一周年》一文①里，宋庆龄赞扬了一年来克服巨大困难而进行的严酷的、牺牲惨重的战斗，但警告说，这“不过是争取我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开始”，并须警惕“国内实不乏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政治家，抗战伊始，即抱失败主义，一闻敌人有意言和，即入出活动，恨不能立刻成为事实。……要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和的阴谋”。

她还说，《抗战建国纲领》虽已公布，还有待于实行。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是必要的。同样必要的是发动国内及华侨的富有者，筹资开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改善人民生计”、“改善政治机构”（这是她经常提到的主题）都“须立即求其实施”。政府应尽速召开“国民参政会”，“不仅听取彼等意见，贵能迅予执行彼等……之提案，进而能改变参政会之职权，不仅为一中枢政府之咨询机关，而为民主政治国会职权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