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外逃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货币危机的主要诱因之一，同时也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国家信用的基本指标之一, 世界银行1993年就已经采用不同估计方法估计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在1971-1991年期间的资本外逃, 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及银行已经将资本外逃规模作为衡量贷款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传统上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本流动的分析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进行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资本稀缺的问题，从而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资本边际生产率高于发达国家，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些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借款决策极有价值，但这些研究难以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前，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前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前所出现的现象，在外国资本流入的同时本国居民将却其积累的外国资产大量转移出国外。由于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得资本外逃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倍受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

　　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后，人们对这次危机的成因做了深刻的反思。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开放过早而金融监管落后是导致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并据此认为，中国尚未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得以避免卷入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然而，不能乐观地认为，中国因未开放资本市场就可以不会发生此类金融危机。无疑，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大量短期资本在一国经济形势发生逆转的时候迅速出逃，加重危机的深度。但在资本市场未开放的条件下，资本的抽逃仍可以通过隐蔽或者变相的方式进行。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国资本流入的规模逐年稳步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也经历着持续增长的资本外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急剧增长，1995年，中国的资本外流占全球资本外流的2%，列世界第8大资本供应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者。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达400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甚至高于1995年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墨西哥及1997年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南朝鲜。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国际支付危机，主要是由于中国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中国一直保持着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此外，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收支一直保持着较大的盈余，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从而，掩盖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若一旦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降低或逆转，出口创汇能力降低，大量资本外逃的直接后果可能会导致国际支付危机，危及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引发外商投资逆转，进一步危及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风险一般高于发达国家，为了补偿投资风险，流入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收益必然高于国际平均收益，这样即使流出的资本将来回流，其收益亦不足于支付利用外资的成本，更何况许多流出的资本有去无回。此外，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还有以下负效应，第一，资本外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国内投资，降低未来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甚至会降低当前经济增长率，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受阻，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第二，资本外逃还会扰乱汇率和利率的稳定性，降低货币当局的货币控制能力；第三，资本外逃可能会导致“中介离岸化”，提高国内投资融资成本，弱化本国金融体系，降低本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引发金融系统动荡；第四，资本外逃还会导致收入由大多数本国资产持有者向极少数外国资产持有者转移的不合理分配，对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第五，资本外逃会导致财政出现结构性赤字，通货膨胀上升，此结构性赤字的出现不是由于过度的公共支出，而是由于公共部门在债务危机与私人债务公共化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第六，资本外逃的最终结果不仅是本国资本的流失，而且还可能是本国企业家资源的流失，将严重影响经历资本外逃的国家的未来发展。

　　因此，系统研究资本外逃动因理论，分析、总结曾经经历资本外逃国家的问题和对策，对中国资本外逃问题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探求中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及效应，提出抑制中国资本外逃的相应对策，有着较大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为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虚拟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杨海珍教授承担起 “资本外逃理论研究与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分析”的课题研究，这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的项目（项目批号：70173013）。杨教授长期关注“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和效应”领域，从1999年开始研究资本外逃问题，本书稿就是杨教授五年潜心研究的成果。综观书稿，研究切入点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内容丰富、有说服力，资料及其翔实，写作风格严谨，是一部很有水平的书稿，对中国的金融系统、，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系统都有很强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