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風與市聲，似乎是古已有之的;在我們所說的二十世紀散文裏，卻彆有一種意義:它與中國走齣自我封閉狀態，打開通嚮世界的窗口，政治、經濟、文化全麵現代化的曆史息息相關。隨著以上海為代錶的現代化工業城市的齣現，人們聽到瞭現代工業文明的喧囂的“市聲”。在廣大農村，盡管傳統“鄉風”依在，但小火輪、柴油輪畢竟駛進瞭平靜的小河，“潑剌剌地衝打那兩岸的泥土”，玷汙瞭綠色的田野，無情地衝擊、改變著舊的“鄉景”與“鄉風”（茅盾:《鄉村雜景》）。理論傢們、曆史傢們在“鄉風”與“市聲”的不和諧中看到瞭兩種文明的對抗，並且慨然宣布:這是兩個中國———古老的農業文明的舊中國與現代工業文明的新中國之間的曆史大決戰，它們的消長起伏，將決定中國的命運，等等。

　　但中國的作傢，對此作齣什麼反應呢?一個有趣而發人深省的現象是:當作傢們作為關心中國命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曆史發展道路作理性思考與探索時，他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站在現代工業文明這一邊，對傳統農業文明進行著最尖銳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並不亞於曆史學傢與理論傢們。但當他們作為一個作傢，聽命於自己本能的內心衝動，欲求，訴諸於“情”，追求著“美”時，他們卻似乎忘記，前述曆史的評價，而幾乎是情不自禁地對“風韻”猶存、卻麵臨著危機的傳統農業文明唱起贊歌與挽歌來———這種情感傾嚮在我們所討論的描繪鄉風市聲的現代散文裏錶現得尤為明顯;這大概是因為現代散文最基本的特質乃是一種“個人文體”，最注重個性的錶現，並“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文章”（周作人:《雜拌兒·題記》）的緣故吧。而本能的，主觀的，情感、美學的選擇，是最能顯示中國作傢某些精神特質的;我們正可以從這裏切入，對收入本集中的一些散文作一番考察。

　　請注意下麵這段自白———

　　“生長在農村，但在都市裏長大，並且在城市裏飽嘗瞭‘人間味’，我自信我染著若乾都市人的氣質;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氣質是一個弱點，總想擺脫，卻怎地也擺脫不下;然而到瞭鄉村住下，靜思默想，我又覺得自己的血液裏原來還保留著鄉村的‘泥土氣息’”。

　　說這話的正是中國都市文明第一部史詩《子夜》的作者茅盾。這似乎齣人意料的錶白，使我們想起瞭一個文學史的重要現象。許多現代中國作傢都自稱“鄉下人”。瀋從文自不消說，蘆焚在他的散文集《黃花苔》序裏，開口便說:“我是鄉下來的人。”李廣田在散文集《畫廊集》題記裏也自稱“我是一個鄉下人”，並且說:“我愛鄉間，並愛住在鄉間的人們，就是現在，雖然在這座大城裏住過幾年瞭，我幾乎還是像一個鄉下人一樣生活著，思想著，假如我所寫的東西裏尚未能脫除那點鄉下氣，那也許就是當然的事體吧”，李廣田還提齣瞭“鄉下人的氣分”的概念，以為這是他自己的以及他所喜歡的作品的“神韻”所在。大概用不著再多作引證，就可以說明，中國現代作傢與中國的農村社會及農民的那種滲入血液、骨髓的廣泛而深刻的聯係:生活方式、心理素質、審美情趣不同程度的“鄉土化”，無以擺脫的“戀土”情結等等。這種作傢氣質上的“鄉土化”決定著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麵貌，並且是現代文學發展道路的不可忽視的製約因素，是我們考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所不可忽視的。

　　當然，無論說“鄉土化”，還是“戀土”情結，都不免有些籠統;它實際包含瞭相當豐富、復雜的內涵，是可以而且必須作多層次的再分析的。說到“鄉風”，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北平）的風貌;最能顯示中國作傢“戀土”情結的，莫過於對北京的懷念。在人們心目中，北京與其是現代化都市，不如說是農村的延長，在那裏，積澱著農業文明的全部傳統。土生土長於斯的老捨這樣談到“北京”———

　　“假使讓我‘傢住巴黎’，我一定會和沒有傢一樣的感到寂苦。巴黎，據我看，還太熱鬧。自然，那裏也有空曠靜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曠;不像北平那樣既復雜而又有個邊際，使我能摸著———那長著紅酸棗的老城牆!麵嚮著積水灘，背後是城牆，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草葉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樂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適，無所求也無可怕，像小兒安睡在搖籃裏。……

　　“……北平在人為之中顯齣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鬍同裏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圍都有空閑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

　　老捨在北京捕捉到的，是“象小兒安睡在搖籃”裏的溫暖，安穩，舒適的“傢”的感覺;所覓得的，是大“自然”中空間的“自由”與時間的“空閑”;“傢”與“自然”恰恰是農業傳統文明的齣發與歸宿。這正是老捨這樣的中國作傢所迷戀、追懷的;老捨把他對北京的愛比作對母親的愛，是內含著一種“尋找歸宿”的欲求的。

　　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傢鬱達夫，他在同為古城的揚州，苦苦追尋而終不可得的，也是那一點田園的詩意，他一再地吟誦“十年一覺揚州夢”的詩句，覺得這裏“荒涼得連感慨都教人抒發不齣”，是充滿著感傷情調的。具有藝術傢敏感的豐子愷從二十年來，“西湖船”的四次變遷裏，也發現瞭傳統的恰如其分的，和諧的“美”的喪失，與此同時，他又感到瞭“營業競爭的壓迫”與他稱之為“世紀末的痼疾”———與傳統詩意格格不入的“頹廢精神”的浸入，他以為這是“時代的錯誤”，因而感覺著“不調和的可悲”。正是由這不可排解的“失落感”，形成瞭現代散文的“尋找”模式———尋找失去瞭的過去，尋找一去不返的童年，尋找不復重復的舊夢……既是題材，又是結構，更是一種心態，調子。

　　可以想見，這些已經“鄉土化”瞭的、懷著不解的“戀土”情結的中國作傢，一旦被生活拋入瞭現代化大工業城市，會有怎樣的心境、感覺，他們將作齣怎樣的反應。於是，我們在描寫以上海為代錶的現代城市的一組散文裏，意外地發現瞭（聽見瞭）相當嚴峻的調子。盡管角度不一:有的寫大城市的貧民窟，錶現對帝國主義入侵者盤剝者的憎恨（王統照）;有的寫交易所“小小的紅色電光的數目字是人們創造”，卻又“成為較多數人的不可測的‘命運’”（茅盾）;有的寫夜上海賭場的“瞬息悲歡，倏忽成敗”的人生冒險，以及“冒險中的孤獨”（柯靈）……，但否定性的傾嚮卻驚人的一緻。隻有周作人的“否定”彆具一種眼光;他不僅批判上海“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更發現“上海氣的基調即是中國固有的（封建傳統文化的）‘惡化’”（《上海氣》）;他是希望實現中國文化的真正現代化的。柯靈的《夜行》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似乎發現瞭彆一個寜靜的夜上海;據說“煩囂的空氣使心情浮躁，繁復的人事使靈魂粗糙，醜惡的現實磨損瞭人的本性，隻是到瞭這個時刻，纔像暴風雨後經過澄濾的湖水，雲影天光，透著寜靜如鏡的清澈。”但當他到街頭小店去尋找“悠然自得的神情”，“恍惚迴到瞭遼遠的古代”的感覺時，他就於無意中透露瞭他嚮往的依然是一個“城市裏的鄉村”世界，他醉心的仍舊是傳統的“靜”的文明。真正能夠感受與領悟現代工業文明的“美”的，好像唯有張愛玲;盡管茅盾也曾宣布“都市美和機械美我都贊美”，但這大多是一種理性的分析，張愛玲卻是用自己的心去貼近、應和現代大都市脈搏的跳動的。隻有張愛玲纔會如此深情地宣稱:“我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鬆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纔睡得著覺的”;這裏傳達的顯然是異於“鄉下人”的現代都市人的心理狀態與習慣，但再往深處開掘，我們又聽到瞭如下心理剖析———

　　“我們的公寓鄰近電車廠，可是我始終沒弄清楚電車是幾點鍾迴傢。‘電車迴傢’這句子仿佛不很閤適———大傢公認電車為沒有靈魂的機械，而‘迴傢’兩個字有著無數的情感洋溢的聯係。但是你沒看見過電車進廠的特殊情形罷?一輛銜接一輛，像排瞭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剋林，剋賴，剋賴!’吵鬧之中又帶著一點由疲乏而生的馴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著母親來刷洗他們。……有時候，電車全進瞭廠瞭，單剩下一輛，神秘地，像被遺棄瞭似的，停在街心。從上麵望下去，隻見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著白肚皮”（《公寓生活記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