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我剛寫完第二部小說《孤寂的臉》，打算寫一部以五十年代學潮作背景的小說。因為我發現，在新加坡，儘管不少文化人與寫作人經歷過這個時代，而這時代的小說，竟是闕如。

但是，五十年代時，我在念小學，對這時代發生的學潮並不熟悉。有好幾個稍長我幾歲的朋友，倒是經歷過的，大概是政治包袱吧，他們不願意動筆。我的經歷有點特殊，六十年代開始寫現代詩，被當時的左派文壇目為臺灣派的毒草，但由於喜歡魯迅，所以寫現代詩的同時也寫匕首式的雜文，針砭時弊。到了七十年，我的閱讀興趣從文學旁及哲學，思想開始變得激進，卻沒想到竟成了內安部眼中的左傾分子，結果在七十年代末被逮捕拘留。因為也算坐過政治牢，因此結識了好些左傾朋友。感謝這些朋友，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提供了我不少他們在五十年代的生活資料。

現在，這部叫《騷動》的小說寫出來了，雖然它描繪了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但，我並不打算寫一部關於政治運動的小說。政治運動，只是我創作這部小說的其中一些材料而已。

我該怎麼說呢？小說創作之所以令我興奮著迷，可能就是這樣吧。你動筆前，儘管為你的小說收集了不少材料，但動筆之後，小說便不再受你控制了。例如你的小說人物：他們就像你逐漸長大的兒女，他們有自己的思想、生活、境遇，完全拋棄你為他們構思好的前景。你並不比其他讀者更了解你筆下的人物，就像你不比別人更了解你的兒女一樣。

我在一九八八年便開始構思《騷動》，猶豫了十多年，一直拖到二○○一年才動筆。真正的原因不僅是庶務纏身，也是志大才疏。

我寫過兩部小說，敘事方法和結構都不一樣，而且在當時的新馬文壇，這兩部小說的敘事方法，還算是相當新的。我希望第三部小說，在敘事方法與結構上都和前兩部不同。其實，小說創作發展到現在，所有的敘述方式與結構，恐怕都給前人用盡了。很多時候，作家以為自己創新，內行的讀者，卻隨時都能從他的作品中追索到前輩的痕跡，甚至同輩的影響。這是必然的，小說創作，實際上是對小說這體裁的模仿。我不可能玩出什麼新花樣，只希望儘量不要重複自己，如此而已。

我的確是有創新的野心與企圖的，主要是向自己挑戰，希望在小說這門藝術上為自己開拓一個新的局面。我不僅把敘事的時間與情節全打散，從不同的方向敘述故事，還隨時與閱讀中讀者對話，與小說的主人翁交流，甚至讓小說的主人翁離開情節，與讀者對話。我這麼做，自然會不斷地打斷讀者的閱讀。是的，我的確有意顛覆讀者讀小說時追讀情節的習慣。我想方設法要讀者放慢閱讀的速度，不讓他沉溺在小說的情節中，尤其是性描繪的情節中。我要讀者與小說情節保持一定的距離，思索作者說故事的方法，對小說這體裁的詮釋；我要讀者與作者一起參與、感受創作的愉悅。

而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是否會獲得我期待的愉悅呢？我是有點疑惑的。小說完稿後，我把它交給隱地先生，十天後接到他的電話。隱地先生說，這部小說的創作手法相當新，甚至在臺灣，他還沒看過有人這樣子寫小說，他怕一般的讀書接受不來。但是，他決定出版。

我非常感激。

我雖然已出版了二十本書，《騷動》卻是我在臺灣出版的第一本書，在臺灣，我算是個新人。這部小說，不僅它的敘事結構對一般的讀者陌生，它所敘述的，也是臺灣讀者陌生的環境與事件。從商業的角度看，隱地先生其實在做一件極可能會虧損的投資。我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