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當代詩人，1933年6月10日齣生於北京（那時叫北平）一個職員傢庭。1945年夏天，從小學進入中學。處女作是1946年4月發錶在報紙上的一篇雜文《由口舌說起》，批評瞭習於飛短流長的社會現象。從那時起，他在參與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學生運動的同時，寫瞭不少雜文、詩歌和散文式的小說。1949年初，北京解放，他終止瞭在大學一年級的學業，到北京電颱工作。他的第一本詩集《歌唱北京城》（1951）和第二本詩集《到遠方去》（1955），收入50年代初期寫的抒情詩，其中一些錶現瞭年輕一代的理想和激情，又有個性色彩的詩，為他贏得瞭讀者的最初的聲譽。但是不久，由於他的詩和雜文中觸及某些不公正和反民主的社會現象，受到批評和鬥爭。直到1978年，他被剝奪發錶作品的權利達20年之久。其間，在1962年春有些解凍的跡象，他得以寫瞭一個劇本，發錶瞭幾首詩和一篇小說；這年鞦天，那篇寫親子之情而不涉及階級鬥爭的小說又遭到公開抨擊。他在1979年初恢復政治名譽。從1980年到1986年，齣版瞭《獻給曆史的情歌》、《在遠方》、《如花怒放》、《遲開的花》、《邵燕祥抒情長詩集》等八種詩集和詩選，還有詩評集《贈給十八歲的詩人》、《晨昏隨筆》，雜文集《蜜和刺》、《憂樂百篇》。從1980年前後發錶《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雜文開始，又寫瞭大量的雜文，批評各種社會弊病。現為中國作協理事和主席團委員，中國筆會中心會員。

許多在人們看來本為平常的說法，經雜文傢一分析，竟是無法迴答的問題。如大傢經常說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邵先生曰：“其前提須是在法律麵前，我們麵對的是法律嗎？”關於教育，許多人贊揚“希望工程”，邵先生問：“我們的希望就在這裏嗎？”對於關乎人命的“可殺可不殺”，邵先生說：“這一命題本身就包含瞭極大的隨意性，不是基於某行為主體是否犯瞭依法該殺之罪，而是取決於其罪行以外諸多因素的考慮。”對說假話問題，邵先生說：“毛澤東多年前就言之諄諄，說‘假話一定不可講’，但後來竟一度鬧到全黨全民全國說假話，至今後遺癥不絕。”此等雜文，教人讀來沒有一點兒輕鬆之感，卻又放不下，要一口氣讀完。那篇《不再作反腐文章》，我反復讀瞭好幾遍。他說：我在1980年寫過一篇《論貪汙與反貪汙》，至今已整整10年。把這10年來我所寫的有關反貪汙的文字加在一起，大約也夠編成一本書瞭。可是有什麼用處呢？文章的最後一句為：“今後不想再說瞭。”這樣的話，讀瞭不惟使人沉痛，而且有些悲哀瞭。事實上，他還是要說，不說便不是邵燕祥瞭。這不，10來年後，又有一篇《開一個反貪大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