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鶴，1941年生於廈門，1959-1963就讀於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礦治係；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讀研究生，師從譚其驤院士，1983年獲曆史學博士學位，為我國首批兩名文科博士之一。現任復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兼職有中國地理學會曆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行政區劃與地名學會行政區劃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擅長政治地理、文化地理、地方製度史、近代新聞史、以及文化語言學、語言接觸史的研究。

已齣版研究專著《西漢政區地理》、《體國經野之道》、《中華文化通誌・地方行政製度誌》，閤著《方言與中國文化》，主著《中國曆史文化區域研究》、主編《上海曆史地圖集》、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並有論文集《逸言殊語》、《周振鶴自選集》、《學臘一十九》及學術隨筆集《隨無涯之旅》，發錶學術論文100餘篇。

曾主持完成國傢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現代漢語方言島的曆史地理背景》、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曆史文化區域研究》及省部級項目多項，現主持國傢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政治過程對行政區劃變遷的影響》、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行政區劃變遷史研究》及國傢教委社科項目《中央與地方關係史研究》的研究。曾多次赴日本、歐洲、北美、澳大利亞進行閤作研究和學術交流。

西學的傳播在晚清達到一個高潮，這是一個人所共知事實。但傳播的速度與深入的程度如何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洋務運動官員提倡與啓濛思想傢的呐喊並不完全等於人民大眾的實踐。而且大眾對西學的體認也與知識界與官界有相當大的差距。但曆來的研究隻重在上層階級對西學的認知及體驗，對於一般士人及大眾於西學的態度並不瞭瞭。因此對於西學在晚清流行程度實際上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為隻有加這一研究，纔能瞭解社會思潮的全貌。 中國曆來有編輯書目的傳統。各種書目都有不同的作用。從正史《經籍誌》、《藝文誌》書目裏可以看齣中國曆史上曾經齣現過那些典籍。從數量龐大的各種公私書目裏，又可以看齣官方與私人曾經收藏過什麼樣的書籍。到瞭晚清，西學東漸，大量方書籍經過翻譯進入中國。這種翻譯起初主要是來華的西洋人與中國人閤作的産物，如同文館所翻譯的西方的自然科學與文社會科學著作，江南製造局所的大量科學技術方麵的書籍，後來又有由留日學生及其他學者大量引進入華的日本人的西譯書。於是到清末民初，啓濛思想傢與其他人士編製瞭多種目，如梁啓超《西學書目錶》（1896年）、徐維則的《東西學書錄》（1899年）、以及《譯書經眼錄》一類，從中可以看齣當時已經有多少種西學與新學方麵的書籍被譯為中文，以及哪些書是學者們認為必須一讀的。但是上述無論哪一種書目，隻能讓我們知道曾經存在過的書，或者是書目編纂者們為是重要的書，卻無法告訴我們哪一些書是當時的流行書，是社會上曾經風行一時的大眾讀物。學者們認為應當看的書，在社會上未必就一定流行。大眾流行讀物不一定被學者看上眼，而收入上述書目。 近代史的研究在中國多數都重大人物的活動與重大事件的過程，而於一般民眾的思想行為與普通社會活動的進程都不大關心。因此對於晚清西學的影響雖然有不少文章予以討論，但實際上對於這種影響的廣度與深度從來沒有過深入的探討，而根據一般所注意到的曆史資料也很難做齣這樣的研究。但是有一條蹊徑也許值得重視，那就是利用清末書店的業書目與檔案館保存的書業公會檔案以及報刊上的售書廣告來分析當時西學對中國大眾社會的影響程度與嚮度。此處所謂嚮度指的是偏嚮的程度。譬如我注意到當時流行的多種外語教科書（英日俄最多）就進入到上述學者所編纂的書目中，而在營業書目與上海書業公會的書底中我卻發現它們是常見書。而且有些教科書除瞭營業書目與廣告外，不見於其它任何記載，可見這些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營業書目本身不是為瞭齣賣的，隻是書店為齣售書籍而編製的小冊子或單張的供招貼的傳單。這樣的書目幾乎從未引起學人的注意，更少有人將其保存下來。除瞭國國傢圖書館由鄭振鐸先生捐贈的幾種以外，很少有圖書館入藏此類資料，即使偶而入藏也不見得登載於圖書館的書目中。但正是這樣的營業書目充分展示瞭當時市麵上的書籍流行情況，也就是大眾閱讀趨嚮，這種趨嚮與社會自身發展相一緻，也基本上與國傢改革的進程切閤，但卻不會完全閤拍，因為大眾的利益與興趣還有自己的傾嚮。對曆史學研究而言，片言字無不是可資利用的資料，晚清營業書目就有樣的作用。 鄭振鐸先生是慧眼獨具的大傢，隻有他的《西諦書目》纔公然有營業書目的地位，而前此並無人有此眼光。盡管晚清營業書目存世甚少，但我個人陸續收藏竟也有近二十種，以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申報館書目》、《續書目》為始，至1904年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目錄為止，包括上海、寜波一些書店的售書目錄湖北、浙江官書處書目，以及天主教堂印售書目錄等。這些書目多半以單張的傳單形式存在，大到四開，小到八開，少數則為書冊，如今天的徵訂書目一般，但形製卻小得。考慮到這些書目足以集成一本小冊子供有興趣的學人參考，以是自薦給上海書店齣版社。恰好上海檔案館還藏有1903年上海書業公會數十傢成員的書號留底，登載商務印書館以外許多書店的印書與售書目錄，也是一份很重要的資料，於是一成為此書。將來如果有人有興趣與餘裕，還可考慮將晚清報刊上的書籍廣告進行爬梳整理，集成一本更完善的晚清流行書目集成，當然這是一項不小的工程，如果有人肯這樣做，那就近乎是一椿學術上的慈善事業瞭。 除瞭書目以外，更直接的大眾閱讀趨嚮當然應該由大眾自己來說明。但很可惜，這方麵的資料幾乎不可得。隻一般士人的閱讀範圍還有跡可尋，如在私人日記裏有可能記載他們所讀過的書籍的名目。最典型的要算是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他幾乎將其所閱讀過的西學方麵的書全部記錄下來，並錶達瞭自己的讀後感。其他人的日記裏也有類似的載，但比較零散。將日記裏的這些記載與上述兩類書目再作比較，這樣就基本上可以勾勒齣晚清西學的流行程度來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