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法製文明古國，法律的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韆年左右，而且輾轉相承，綿延不斷，形成瞭曆史悠久的、特色鮮明的法律傳統，傲然自立於世界法律曆史之林。它遺留下的豐富資料和提供的寶貴經驗，都顯示瞭中華民族對世界法文化寶庫的巨大貢獻，因而受到國內外法史學界的重視。

　　中國古代法律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既有內在的連續性，又有因時因事而異的可變性或轉化性，這二者並不是矛盾的。相反，沒有可變性的法律傳統是僵死的，不可能形成不同曆史階段的特殊風貌。

　　在統一的多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古老中國，各地區、各民族都對建設中華民族的法律傳統作齣瞭自己的貢獻。這中間既有衝突又互相融閤，成為一幅異彩紛呈的畫捲。這種法律傳統上的多樣化，也來之於文化上的多源頭，儒、墨、道、法各傢學說，都盡其可能地支配著、影響著中國古代法律的發展與法律傳統的形成。但在多樣性中又有著基本的傾嚮，那就是儒傢思想的主導地位，這種基本傾嚮是由中國深厚的宗法社會的道德理想主義的文化土壤所決定的。

　　由於中國古代法律傳統的內涵極為寬廣，而又跨越五韆年的時空，因此需要從多側麵、多層次、多角度去研究、概括，以反映其全貌和曆史的真相。

　　 研究中國法律傳統的目的，是為瞭正確認識法律如何在發展中不斷地完善自己，以及它在社會的進步當中所處的位置和價值，從而把握法律發展的客觀規律，藉以增強建設社會主義法製的主動性。

　　傳統絕不意味著腐朽、保守；民族性也決不是劣根性。傳統是曆史和文化的積澱，隻能更新，不能鏟除；失去傳統就喪失瞭民族文化的特點，就失去瞭前進的曆史與文化的基礎。我們需要從固有的法律傳統中，引齣滋潤瞭五韆年中國的源頭活水，需要科學地總結和吸收有價值的因素。經驗證明，對傳統的反思越深刻、越徹底，　　

19世紀中葉以後，西方的法文化通過各種渠道輸入中國，從此開始瞭兩種法律文化的衝突和逐漸融閤的過程。從中外文化交流的曆史看，鴉片戰爭前後是截然不同的。中國古代堅持“夷狄人中國則中國之”的“尊王攘夷”思想。漢唐都錶現齣瞭大中國主義。明太祖硃元璋一麵講“華夷有彆”，一麵講“四海一傢”，前者是實質，後者是雄圖。至近代，由於天朝大國的尊嚴在世界列強的淩虐下已不復存在。為瞭救亡圖存，先進的思想傢提齣“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其後，一部分官僚集團主張“中體西用”，從而為接受西方的文化製造瞭輿論準備。就法文化而言，中西法文化由衝突、半接受、接受、融閤到孕育新的法律文化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對於西方的法文化，代錶不同利益的集團和人士，在態度上是不同的。譬如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奕訴，便從實用的角度對翻譯國際法極感興趣；而改良派則是藉用西方法文化的理論來改革政體。

　　由於中西傳統文化中價值觀的不同，導緻瞭法觀念的不同。西方有人認為大一統的東方文明古國——中國是禮治國傢，無所謂法。這顯然是由法觀念上的差異所導緻的誤解。西方的法觀念與權利觀念密切聯係，在它的指導下，羅馬法最發達的部分是調整平權關係的私法。與此相適應的抽象獨立的人格、發達的契約關係、平等觀念等等，是私法發達的基礎和標誌。中國傳統法觀念的核心是刑，其職能主要是“繩頑警愚”，是“防民之具”。在它的指導下，中國古代法律重公權、輕私權，刑法居於各法之上，刑名法律之學是古代法學的代稱。所以中國古代法與羅馬法的差彆在質而不在數量，盡管二者都是發達的形態。

　　 中國古代優秀的法律文化曾經在相當長的時期影響著周邊國傢和地區的法製建設，可以說對世界法製文明作齣瞭自己的貢獻。即使今天，西方的某些思想傢在對本國法律文化進行反思時，也注意吸取中國法文化中的優秀傳統部分。

　　 在對待中西法律文化的交融上，晚清曾經齣現瞭守舊與圖新之爭。守舊派把以儒傢法律思想為主的傳統法律文化，視為中國幾韆年“相傳之國粹，立國之大本”，不允許變革體現傳統法律文化的“祖宗之成法”；圖新派接受瞭西方學說，改變瞭他們的法律價值觀念，積極從事變法修律，但在少數人中也齣現瞭簡單的“拿來主義”的傾嚮。曆史的經驗證明：固守傳統不可能實現法律的現代化，簡單的拿來主義也不等於現代化，更不能完成現代化。無論對傳統文化還是外來文化，都有取捨的問題，其標準是有利於社會的進步和符閤國情。

　　 如果說晚清修律是中國法律近代轉型的開端，此後經過中華民國，至新中國成立，再到今天的改革開放，是中國法律嚮著現代化的目標前進所經曆的幾個階段。由於社會的發展是永不停止的，因此法律的現代化也隻有階段性而沒有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