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史学论文集编选告竣，全书共收文五十七篇，分为六组：第一组为有关清史学史（清史学家、清史著作）文章十五篇，第二组为清初复明运动论文十三篇，第三组为清文艺史论文八篇，第四组为其他清史论文八篇，第五组为有关明清文献文章九篇，第六组为回忆、悼念老师和前辈学者文章四篇。文章绝大部分是关于清史的，只有很少几篇属于明史或不涉及清史，因而从主体上说题名《五库斋清史丛稿》。　　五库斋为寒斋斋名。为何取此斋名？因为有一些藏书，为便于查找，需要有管理办法，于是根据实际确定自己的图书分类法，将存书分为古籍、理论、研究、工具、余兴五部，每部各分若干类，按类别按开本排架，就比较整齐、醒目。我又开玩笑说：乾隆有《四库全书》，我还多一库，我有五部五库。因此，戏称陋室为“五库斋”。其实，我当初何尝有什么五库斋，开这种玩笑的时候，我一家三口正寄居一间十多平米的办公室内，在此一住前后十个年头。我也是附庸风雅，但更是自嘲，是混合着愤慨的无奈，而保留至今，则是一份回忆，一种纪念。因此，我对这个斋名很是珍惜，愿将它嵌进书名内。　　《五库斋清史丛稿》是我近二十多年来的作品。所以它不是我学习和研究历史全过程的小结。我的业务工作分两大块：一大块是历史研究所分派的任务，一大块是自己选择的符合个人兴趣的课题。换句话说，前者是“计划文化”，后者是自由项目。我从1958年进入历史研究所以后，深受当年大批判和其后连续斗争的影响，只做“上了户口”的工作，循规蹈矩，“鱼贯而入文坛”（副所长尹达语），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工作，先后参加写作《太平天国运动史》、《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史稿》第七册、《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历史的审判——“四人帮”影射史学剖析》、《清代全史》第二卷、《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等，编辑《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清史论丛》、《清史资料》等，不做计划外的研究。在做公派工作时，我是全身心投入的，不仅尽力写好由自己署名的篇章，而且自己的研究成果和重要史料对别人也无保留。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逐渐摆脱思想束缚，顾及一些自己喜欢的专题，其结果就是本书所收的大部分文章。因此，《五库斋清史丛稿》只是我中老年时自己选题研究工作的小结，大体上是“计划外文化”的产物。　　当然，我并不是从中年才开始写史学论文。我最早的史学论文，是大学毕业论文《明代的山陕商人》。那是读明清人别集和受傅衣凌先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影响而选择的课题。到研究所不久，明清史研究组副组长王毓铨先生曾经索看，并指示呈交组长白寿彝先生审阅。白先生看完后找我谈话，说到我的文章，评价说：“嫩一点。”他让我用半年时间改出来。我懂得白先生的意思，认为文章写得幼稚、浅薄，为了保护青年人的自尊心和积极性，用了柔和的词语。但没有多久，我就被接连派去给谢国桢先生当助手编《中国史稿》大事年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做中国通史陈列设计。毕业论文撂在一边，一晃四十多年，已有残缺。在论文中我曾试图就商人资本组织、运用方式和监商资本活动做经济学分析，但分析、论证都不充分，即使不残缺，也不堪选入论集。　　到工作岗位后，我在业务方面的个性逐渐表现出来。研究组指派我研究清史，但在清史范围内，我对于经济史、思想史，只关心研究的进展，除非下达任务，自己不主动钻研，在史学上入门以后，我逐渐感到史料的不完备性、不准确性、不确定性，导致分析、论证根据薄弱，损害科学的基础。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八个字，有人指为原始公社末期，有人指为奴隶社会，有人指为封建社会，使我深感史学中因史料根据不足而充斥着主观主义的危险。因此，我日益钟情对史实有较新较深挖掘的课题，并且常常使用小考证的方法辨析史料、史实。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就是这样做的。本集论文大都体现出这个倾向。这是史学研究初步，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高境界，对史料、史实的考证不能代替对历史事物本质的分析和发展规律的探索。但如果连起步都蹒跚踉跄，怎么可能有随后的阔步前进呢。基于这种认识，我也力图在走好起步后继续前进，尽自己所能进行科学分析和概括。这一点从有关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来。　　在五十七篇文章中，《悼念商鸿逵师》一文是我与同事、同学郭松义合作的，特此说明。这五十七篇不是我二十多年所作文章的全部。有些合作的文章没有收入。上世纪60年代一篇研究清代曲阜孔府高利贷的文字，奉命投寄一家大报，刊出时连题目都改成醒目的宣传词语，还有《山海关石河之战后的复明运动》等文是根据专著章节摘写的，都不收录。一些为清史资料写的编者按语，为专著写的前言后记，大都不收。其实我在一些专著中承担的章、节、篇，既是所属专著的有机部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大多可以作文章处理，也一律割爱。　　收录诸文大体保持原样，也有略作改动的情形。《〈柳如是别传〉读后》草成后，广州中山大学正举办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因为向我发出了邀请，所以我虽未与会，也承蒙同意收录小文入讨论会文集。当时我是我所明清史学者访日代表团成员，启程前将《读后》匆促撰成，请我妻代劳誊正，来不及做任何修改就寄出了，文字表达拙劣。这次做了几处改动，包括一处地名错误。《关于魏耕通海案的几个问题》、《黄毓祺的复明活动和黄毓祺案》因版面问题各有一处由编者做的小的删节，后文的删节使文句不能衔接，这次都按原稿恢复。《明清的隔壁戏》、《民族艺人苏昆生考述》两篇，依个人研究的进展做了修改、补充。　　考证，贬损者有之，视为平常者有之，推崇者有之。但学问家不论对考证持何看法，对考证在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持何信念，都不能否认考证实际上是不易做好的工作。考证任何问题，其人、事的联系纷繁复杂，梳理清楚，良是不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已故前辈学者陈汝衡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问我：孟森老先生三大疑案考实，你相信他的考证全真实吗？孟心史（森）先生做过许多考证，我也发现他的考证的若干失误，结论自然不可全信。我自己做的考证也不乏疏忽不周之处。《〈生绡剪〉的作期和艺术价值》一文，我考证的作期可能存在延后了的问题。据说《生绡剪》成于顺治七年（1650年），并给画家陈洪绶招来大祸。但我所依据的现存的《生绡剪》较顺治七年刊本篇目有无增删还是一个疑问，所以我仍保留此文以待高明来哲继续研究，退一步讲也可以反映我的工作的不周全，保留重要的教训。我的一篇长文《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发表后陆续发现新史料和原文的许多错漏，我曾作文《补正》，不过此长文不是小手术可以矫治妥帖的，本应重写，但我目前实在无力启动此大工程，只好拣要点作《再补正》，是很无奈的。短文《关于王紫稼》是我在准备写作传记《王稼》时的作品，兼纠正孟心史先生《王紫稼考》的重要失误。殊不知王紫稼的早期历史实际上是另一种面貌，比我考证和描写出来的要复杂得多，但进一步考证很费事，我现在也无力顾及。我遇到的困难，都表现出考证不是轻而易举、拈之即得的。它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而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是万万轻忽不得的。　　我比较喜欢阅读或翻看别人的史学论著，当然重点是清史方面的。这样虽然占去不少研究时间，但却是一种重要的学习，能够逐渐熟悉整个清史研究史的链条，掌握一种尺度，提高认识和判断能力。人固不可自傲，自我感觉过好，那实际上是浅薄，把自己摆在清史学全部发展史的链条上，就知道自己的藐小，不过是整个发展长河中的一粒水珠。也不可自卑，自存首先要自信，人的能力有大小，经过奋斗，总有所发明、创造、前进，把自己摆在清史学发展史的链条上，对这一点能看得更加具体、清楚。我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一直取此态度，不管环境冷热，不论月旦人物或听到人家议我，总是不卑不亢，宠辱不惊。现在结集《五库斋清史丛稿》，第一次系统、集中读自己的文章，更觉没有理由自满，尤其不必惭愧，垂头丧气。《五库斋清史丛稿》似将使我的老年心境更趋平和。这也许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退休后我做的一项大事业，是参加纂辑、出版《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禁毁书丛刊》主编是我历来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王钟翰先生，创意、设计、摸底和主持全面工作的是朱宪先生，共同工作的有赵放先生等。王先生约我当他的助手，担任副主编兼工作委员会学术部主任。王、朱、赵等先生给我一个展示能力的舞台，但我还犹豫，临事而惧，说：“我没有做过古籍整理，做不了！”王先生似乎不是心血来潮点的将，没有考虑代替的人。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答应也得来，不答应也得来。”我只能服从，等于被王先生拉上了马。我参加这项工作后，觉得自己不仅能适应，而且有兴趣，能释放和发挥我的潜力。环境很好，我得到完全的信任和尊重，相处融洽甚至亲切。我们一起纂辑四百册，约古籍五十余万页，已出版三百十册，年内可望出齐。这项工作是了不起的。它是就目前的条件，尽力对乾隆借修《四库全书》毁坏古籍做些补救和抢救，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我能在此项工作中做出自己的贡献，颇感不负此生。一个人要想做点事，除了自己的才能，实际上还需要有识拔的人和适宜的环境。我在退休后能加入以王先生为首的这个工作集体，也是一种荣幸。我将几篇有关的文章收入论文集，实在抱有记录和纪念个人此一经历的心情。　　从事学术事业的人，都希望自己拥有丰硕的成果。我也认为此区区论集只应鼓励我继续前进，摘取新的果实。但现在我已是一名古稀老人。已故前辈学者杨向奎先生曾说过他的主要著作都是七十岁以后写成的。事实的确如此。我的健康状况远不及杨先生，疾病缠身，不敢有任何奢望。我只能说，只要还能握管成篇，我就不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