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新华社记者写了一本书———一本很好的书。记者写书，过去有过，现在也有，而且越来越多，不足为奇，因为这职业本来就是时代的记录者。记者的书，有的因其采访对象多为要人、名人，闻见所及，每关重大事件，凡有记录，均成史料;有的因其游历殊域，见闻多奇，无缘亲历者，读之可以增广识见;有的观察入微，见解独到，剀切之言，卓然名家;有的虽事皆琐屑，每多趣闻，茶余饭后，足资消闲破闷。林林总总，各有价值。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正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转型期中，其生存环境、生存状态，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变动当中，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多样的变化，已经消失的或又有孳生，趋于和缓的或又呈紧张，先前激烈的或渐次平缓，原先忽略的或日益突出。准确把握这些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以求社会的和谐发展，即所谓燮理阴阳，调和鼎鼐，是执政者的要务。因此，官员们不但要阅读下级的种种汇报、请示、总结、调查，还要自己直接考察有关情况。但新闻记者，因其职业与身份的方便，对社会各阶层的调查与观察，往往有政府官员所不能及的方便。他们关于社会状况的报告，也有官方各种总结、汇报所不可及的优长。政府派员下去了解情 况，往往先要（有时只是）听取下级政府的汇报。下级官员的汇报，因为关系于自身的地位与利益，很难和盘托出。百姓的意见、实际的情况，经过一番过滤与选择、淡化与突出，数字真真假假，情况虚虚实实，虽不一定是无中生有，也总同现实拉开了距离。距离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干部作风的好坏。单凭这些材料，很难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上级官员一竿子插到底，自己直接到基层考察，当然要比只听下级官员汇报距离实际近一些。然而，大官下基层，往往处于包围之中。下级安排给上级看的，是他希望上级看到的。因此，选点总是面上光鲜的所在。我就知道有的地方，上面来了人，看的总是那几个点。点与点之间的连线道路宽阔平坦，两侧绿树成阴，新楼成群。这是他们的“形象工程”。参观计划早有安排，接待办法早有布置，汇报人员早有选定，甚至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也早经排演。只看这些，自然到处莺歌燕舞，一片光明，但也就不免入其彀中，得不到真实的情况。鲁迅当年曾想写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见鲁迅《扣丝杂感》）。足见此事之难。有效的脱离包围法，至今仍未见完整的著述，但脱离的尝试，已有不少试验。精明的领导，为了突破包围，有时会突然离开规定的参观路线，径自到了样板后面的地方，内里的馅儿就露了出来。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屡试。一则容易引起下级的反感;二则用多了，也就有了应对的方法———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过，今天的社会毕竟不同于鲁迅生活的年代。信息化的进展，使信息渠道剧增。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包围的效果就越小。领导人、决策者，如果不是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死官僚，完全可以依据不同渠道的不同信息，加以综合、比较、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对实际的认识比较接近于真实。

在众多的信息渠道中，记者的观察与记述很值得重视。记者不是官员，他比较容易摆脱官场难以回避的某些程序，因而较少包围的危险。记者有职业的敏感，能够抓住繁杂社会现象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不至纠缠于一些枝节细事。记者不同于学者，他并不试图对所见现象作抽象的概括或建立某种理论框架，因此更容易保存社会现象的原生状态，而这种原生状态对于了解实际情况，往往比经过加工改造的材料更为重要。记者有文字的训练，所记所述，条理清晰，活泼生动，读来较有兴味。当然，并不是所有记者的作品都能如此。那些以跑衙门为能事的记者，那些以稿件换取私利的记者，那些对社会没有责任心的记者，那些不肯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的记者，是写不出有价值的好作品的。我推荐的这部书，具有上述记者作品的各种优长。它探讨的是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群体——民工——的生存状态。问题之重要，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不仅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前景，而且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安定。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十分强调农业的重要。重农，几乎是历朝历代的国策。但是，历朝历代农民的生活却始终处于贫困的状态。我们常常称道所谓“文景之治”，但文景时期的晁错，仍在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治世尚且如此，何论乱世!流亡的农人无以为生，铤而走险就是唯一的选择。古代中国独多农民暴动，社会安定的时期少，动荡的时期多，同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分不开的。当代中国仍然十分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业的措施采取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改善依旧未能尽如人意。姑不论制度、政策、组织上的种种失误，但说把八亿多人口死死地拴在人均数量极少的耕地上刨粮食，农民要富裕也就难矣哉了。1980年代初，我到珠江三角洲看过，那时的对外开放，还刚刚开了一条缝，乡镇开始有了一些小打小闹的独资或合资企业，主要做些来料加工的活计。少量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城做工。不料没过多少年，农民进城打工已达一亿多人。汹涌澎湃的民工潮，还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动。据研究者估计，还会有两三亿农民在今后若干年里涌入城市。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不但减轻了农村的负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中国农民生存状况有了改变的可能，也使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外资的大量进入，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没有这些吃苦耐劳而所获甚薄的劳动力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工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甚巨，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却并不理想。他们的工作往往是城市中最苦最累的，而收入却很微薄，这微薄的工钱还常常被拖欠。以此微薄的收入要在花费高昂的城市生活，本已十分拮据，而他们还要积攒起钱来维持和改善农村家人的生活。因此，在城市中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准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他们的居住条件往往是城市中最差的，基本的卫生保健没有切实的保障。我在北京看过一些外地民工聚居的“村落”，拥挤、破败、脏乱，是共同的特点。替他们看病的，是同样从外地来的“游医”，药品大多是从享有公费医疗者手中转买来的剩余的或过期的药品。首善之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他们的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城市学校的大门，并不向他们平等地开放。他们的婚姻、家庭、性生活也同样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还有更为难堪的，是他们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不应有的伤害。社会的歧视，渗透在生活的各个细部。尽管他们进城打工都有合法的手续，但往往会受到非法的刁难和驱赶。总之，他们应当成为城市居民平等的一员，但实际上常常被当作另类。这些，几位记者的笔下都有详尽的描述。有些人轻浮地贬斥他们的道德水准，这中间许多是某些自以为“上等人”的优越和偏见，即便在这个群体中确实存在某种道德的失范，社会应当考虑的也是怎样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因为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生存环境与教育环境的影响。农民进城打工，仍将继续。没有民工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城市，离开了民工甚至已无法运转。

民工问题，不是一个民工待遇的简单问题。它关系于经济，关系于稳定，关系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关系于全民素质的提高。现在是一亿多，未来是三四亿。这样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的战略转移，万万不可轻忽。我喜欢这本记者的书，因为它有材料，有分析，读后有启发，有感动。关心于社会现状与未来的人，都值得读一读，然后再想一想:为了民工，社会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自己又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