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子，即已故的著名中醫王任之先生。上世紀30年代，他在上海學醫時，接觸瞭馬剋思主義；抗戰初期，積極參加救亡運動；1940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從事地下鬥爭；解放後長期擔任我省衛生行政領導工作，建樹頗豐。人們對王任之的革命生涯和醫學成就瞭解得多一些，但對他早年所參加的文藝活動就知之甚少瞭。《英子文友書簡·英子作品選》的齣版，不僅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麵瞭解王任之先生，同時也為現代文學的研究提供瞭一份寶貴的資料。

王任之在中學時代就對文學産生瞭興趣，並與友人一起編輯《呐喊》周刊。1932年至1935年，他在上海跟隨伯父學醫期間，以“英子”為筆名，寫瞭許多小說、散文、雜文等，並結識瞭一批作傢、藝術傢，與他們多有交往或書信往來，其中有的成為終生摯友。1940年加入中共之後，根據組織的要求，為避免暴露地下黨員身份，王任之停止瞭自己的文學寫作。

收入《英子文友書簡》的，計有作傢巴金、卞之琳、方敬、黃源、靳以、麗尼、王淑明、蕭軍、臧剋傢，演員王瑩，書畫傢黃賓虹、賴少其等十二位文友給英子的書信共145封。這些寫信人在中國現代文學藝術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這批書信對研究他們的生平、思想，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例如，巴金在1935年3月11日從日本東京的來信中說：“對於‘作傢’，還是看他的文章有意思。我自己也有過一個經驗。有時因為認識瞭這個人，連他的文章也不想讀瞭。自然偉大的作傢不在此例。他們的生活與思想是一緻的。”這段話實際闡述瞭作品與人品的關係，對今天的文藝工作者仍有很大的啓發。

黃源、蕭軍都和魯迅先生有過密切接觸，受到魯迅先生的教誨。他們在魯迅先生逝世後寫給英子的幾封信，都錶達瞭他們對魯迅先生的敬仰與懷念，從中可以看齣魯迅先生當時在青年中的影響。黃源在1936年12月2日的來信中說：“魯迅先生的死，真像晴天的霹靂，打擊每個青年，不論近在他身邊，抑或遠處窮鄉僻壤，但是住在孤陋的小城裏，看著一個巨星橫空而過，不知去嚮的落去，這心情是難受的。我們比較接近他一點的人，他給我們的影響太深瞭，所以他雖死瞭一個半月，而且是我們親手把他葬瞭，但是我們始終覺得他活著……”蕭軍在1937年2月12日的來信中說：“今天下午六時我們到魯迅先生傢裏去吃晚飯。這使我很難過，在去年過年我們在那裏吃飯，他活著……而今年，隻有他的照片，靜靜的懸在牆上。”上海魯迅紀念館的一位負責同誌看到這幾封信後，非常興奮，認為這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當場錶示紀念館希望能夠收藏這些書信，還要求英子的親屬能寫齣介紹文章，在《上海魯迅研究》雜誌上發錶。

王瑩的來信最多，在英子生前就已被整理齣來，在《新文學史料》雜誌上發錶過。王瑩的傳記《馬來亞情人》的作者看到後，認為這些信“真實地記錄瞭王瑩從1934年初至1942年亂世期間的思想情緒、生活學習、工作和行蹤。信中沒有半點虛假和做作，喜怒哀樂均現於紙上，這是一份難得的曆史資料。”他們在傳記中大量地引用瞭這些信件的內容，甚至把整封書信全文抄錄。

這本書的第二部分是《英子作品選》，收入瞭英子寫的小說、散文、雜文共9篇。英子當年發錶的作品及留存的手稿尚有數十篇，該書選瞭少許較有代錶性的，隻能是反映他早年文學活動的一個縮影。

英子早期的作品，語言大都比較優美，雖然抒發個人感情色彩比較多，但整個思想感情是進步的、嚮上的。他當時隻是一個十八九歲的業餘文學愛好者，對文學的認識還不是很清晰。例如《西航草》，語言優美華麗，明顯受到屠格涅夫作品的影響，有些唯美的傾嚮。他後來曾經說過：“過去我隻以為文藝是一種消閑的手段，是在王瑩的幫助下，我纔認識到文藝是一項嚴肅的事業。”在受到一批進步作傢的影響後，英子的作品就不再隻是抒發個人感情瞭。例如《鼕日小記》是一篇抒情散文，卻把日本帝國主義比作“霜”，指齣瞭“當敵人以霜雪之勢來威脅著我們底生存的時候”，根在，草會吐青的，石在，火種終不能滅絕。”而他在1940年撰寫《生存在活人的記憶裏》這篇雜文時，明顯受到魯迅的較大影響，而且當時他已經加入中國共産黨，整篇文章充滿瞭戰鬥性。

（四） 對於這些書信的原件，他們是這樣處理的：王瑩的書信已於2003年8月捐獻給王瑩故鄉蕪湖市的王瑩資料陳列室；巴金等9位作傢的全部書信，已於今年4月捐獻給瞭上海魯迅紀念館；賴少其的來信、書法及其他物件，將於閤肥賴少其紀念館建成後捐獻給該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