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和官吏早已有之，但警察称谓及其相关制度则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从警察出现到其制度基本确 立，大约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然而长期以来，对中国近代警察及相关制度的研究却是一块亟待开拓的园地，据我们所知，建国以前没有出版过近代警察史的专门著作，建国后对这门专史的研究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撰写一部中国近代警察史，以论述近代警察在中国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探究其性质、结构、职能及其主要规章制度，无论从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撰写一部《中国近代警察史》的想法，当从1982年秋天说起，时任群众出版社副总编的刘林春同志，数次邀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的同仁撰写有关中国历代警察及其相关制度的系列文章。对于他的邀约，起初我们持审慎态度，一是因为上面谈到的我国学术界对历代警察的研究起步晚，不仅没有一部这样的专著，甚至连论文也很少见，加以我们对警察史也并不熟悉，需要从搜集、梳理资料做起， 自然难度不小，更重要的是如何界定警察这个概念，虽说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但在我国古代，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分工粗放，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职能虽已存在，但作为个性化的警察角色，或者说作为一种特定社会职业的警察，尚未出现。不管怎么说，鉴于出版社的盛情邀约，我们实难拒绝，最终还是答应下来，分工撰写，每篇四、五千字或六、七千字不等，陆续交稿，群众出版社则冠以《中国警察史话》的通栏标题，以活页形式内部印行，每期一篇，先后出了20多期。这时我们才知道，冠以《中国警察史话》的这束文稿，是出版社应上级领导的要求，供公安系统厅局级以上干部阅读的， 目的是使他们了解有关警察史的知识，完善知识结构，这自是一件善举。据刘林春同志说， 《中国警察史话》的印行反映甚好，希望我们以这束文稿为基础，增补加工，公开出版。这当然是一项很好的建议。

经过一段时间的伏案工作， 《中国警察制度简论》—一书于1984年2月完稿，1985年10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全书31万多字。《简论》和《史话》已有很大不同，前者对后者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在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上又下了一番功夫，而且其中有几篇是新增加的。它实际上是一部有关中国历代警察制度的论文集，而不是按照统一体例和严密体系写成的专著。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在我们看到的评论文章中，有同志在对此书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建议写出一部系统的警察史专门著作来。面对这种企盼，我们深受鼓舞，也感到责任重大，因为这毕竟是——项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

我和常兆儒同志在同一单位、同——研究方向上共事二十多年，我们经过一番认真思量，认为有必要把此项工作承担起来，好在收入《中国警察制度简论》的二—十八篇文章中的最后三篇关于近代警察的文章是常兆儒同志执笔撰写的，对中国近代警察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状况应当说已有一定了解，而中国古代“警察”又实在难以界定，于是我们就决定写—部中国近代警察史的书。中国近代警察及其相关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的，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困难，我们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作为法学专业图书馆藏有这方面的丰富资料，不过它们分散在各类图书报刊之中，当时没有复印设备，仅靠手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有关法律法规的搜集整理对撰写中国近代警察史固然重要，但其制定和实施的状况乃至警察职能的实际运作以及时人的评论，则远非有关法律法规所能企及，于是我们先后两次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并去重庆档案馆查阅档案，同时还查阅了其他相关资料(如方志等等)，收益颇多。

之后，我们在梳理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我国近代警察产生和发展的认识，撰成中国近代警察史的编写体例和写作大纲，写作大纲共分三个部分，即清末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时期各自有其不同的特点。这时苏亦工同志分配来法学研究所工作，我们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欣然接受，这样我们三人便作了一个大致的分工，由于苏亦工同志是专攻清代法制史的，就由他担任第一部分的研究和撰写任务，我则负责第二部分，常兆儒同志负责第三部分。就在这时，常兆儒同志不幸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经他本人提出，其所承担的部分改由其他同志分担。

本书由导言、三卷三十章组成，具体分工是：导言，韩延龙、苏亦工；上卷第一章至第九章，苏亦工；中卷第一章至第十章，韩延龙；下卷第一章至第四章、第十一章，苏亦工；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林炎炎；第六章、第九章，赵九燕。韩延龙对下卷第五至第九章作了修改。赵九燕搜集和提供厂有关下卷的部分法规资料。各类图表的编目由苏亦工同志完成，全书由韩延龙、苏亦工统编定稿。

常兆儒同志是撰写本书的倡导者之一，为本书的撰写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他没有看到本书完稿即已与世长辞，在这里我们仅向这位可敬的学者表示最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