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有一個何頓，寫小說的。而且他的小說長沙味很地道。

《生活無罪》、《我不想事》、《弟弟你好》、《太陽很好》、《就這麼迴事》、《無所謂》、《我們像葵花》、《荒原上的陽光》……何頓的這些作品無一不是寫長沙，寫長沙這座城市裏的故事和人物。這些很“長沙”的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近兩年來接連不斷在《收獲》、《大傢》、《花城》、《鍾山》等全國一流文學

刊物亮相，年輕的何頓日益引人注目。

何頓的小說首先是在人文薈萃、信息靈通的北京、上海反響熱烈。

“何頓像太陽，讀者像葵花。”《北京青年報》以此來比喻何頓小說的讀者之多。《中華讀書報》將《就這麼迴事》評為1995年最好的兩部長篇小說之一。（另一部是莫言的《豐乳肥臀》）中央電視颱派記者專程上門采訪何頓。《新民晚報》多次介紹何頓其人其作。《文學報》發瞭何頓小說專版。小說評論傢程德培先生《終於齣瞭個何頓》一文在香港某大報發錶，後又被颱灣報紙轉載。何頓的小說被譯成英文，在英國、澳大利亞齣版……評論界忙著給何頓戴上各色“帽子”。陳曉明把他劃為“新錶象”，張頤武、王乾把他納入“新狀態”，更有人稱他是“新生代”，是一匹南方的“黑馬”。影視界在重金爭購何頓小說的影視改編權，張藝謀買斷《就這麼迴事》，社憲任董事長的北京先奇影視製作中心買斷《我們像葵花》……可何頓還是長沙的何頓，他照舊日復一日呆在南區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裏寫他的小說。1月25日，當記者來到何頓傢中，說起他目前走紅的種種情形，何頓一臉平靜。此時，他剛剛在386電腦上寫完7萬多字的中篇《麵包會有的》。

“《麵包會有的》是一個愛情故事，實際上講的是‘愛情會有的’。”記者的思緒隨著他典型的長沙話跳躍開來。

“在何頓的血脈中有高貴的文化的皿液，但他在情感上又有濃厚的平民傾嚮。”

何頓紮紮實實是一棵生在長沙長在長沙的樹。

齣身書香門第的何頓是街上長大的孩子，傢住一條叫青山祠的小巷子裏，街頭巷尾就是小何頓的樂園。“董存瑞十八歲，參加革命遊擊隊”這支英雄的順口溜就是細伢子們喜歡一路上吼的，幾個小傢夥還常常鑽進附近書院路異南春茶館玩，竪起耳朵，聽大人們講張傢李傢的故事。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父親也常給何頓講故事。何頓稱父親對他的教育是“龐大而影響深遠的”。至今他還清晰地記得父親講韓信甘受胯下之辱、嶽母刺字精忠報國的故事。讀中學的時候，何頓的書包裏多瞭一本厚厚的《水滸傳》。他迷上瞭水泊梁山的好漢們。他愛畫畫，畫得最多的，除瞭飛機大炮，就是黑鏇風李逵和浪裏白跳張順。

跨進湖南師大美術係學油畫的何頓，曾立誌成為“中國的列賓”，創作像《伏爾加縴夫》那樣的世界名畫。誰知本為加強藝術修養翻開文學名著，竟一看而不能自拔。《紅與黑》、《包法利夫人》令他如癡如醉。理想的航船從此轉嚮文學，何頓以“初生牛犢”的氣概一起手就弄瞭部30萬字的長篇小說《幽寂的黃昏》，寫身邊的大學生活。結果當然沒有發錶，後來這書稿被他付之一炬，十幾年來何頓共燒瞭五六十萬字的書槁。

“這可能是命！”每當有人問起何頓為何改行搞文學，他總是這樣迴答。

何頓在選擇文學創作的同時，自然而然就選擇瞭錶現他所熟悉的生活，他在長沙這座社會大舞颱上苦心排演一齣齣“戲”，他在不自覺中一步步嚮他心中的這座主藏艱難拓進。

“在何頓的血脈中有高貴的文化的血液，但他在情感上又有濃厚的平民傾嚮。”何頓的朋友林樂之說。

“在長沙，這些人是很‘海’的滿哥，但他們的內心又是那麼脆弱。他們身上的故事甚至不要你去編造，比編造的更生動。”

長沙南門口幾個做生意的小老闆，聽彆人傳何頓的小說如何如何，他們找來《我們像葵花》看。一看就丟不開，看完後驚訝萬分：“咯就是寫我們！”前不久，幾個人拐彎抹角與素不識的何頓聯係上，非要請作傢去吃飯不可。在“金三角”吃完飯，又拉著去他們店裏坐，很激動地跟何頓談小說中的馮建軍、李躍進、劉建國。

何頓大熟悉他們這些人瞭。用何頓自己的話說，他對這些人的瞭解是“一碗飯

”。小時候玩在一起，停薪留職搞裝修生意又成天與這些人泡在一起。好幾年時間裏，一個星期總有三四個晚上，何頓同他的個體戶朋友，在“新華樓”、“玉樓東”喝茶喝咖啡談天說地。

而對把喜怒哀樂擺在臉上的他們，何頓感到他們活得很真實，有時他甚至覺得自己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何頓在感受他們的同時又時時以一個文化人的眼光看他們－－處於社會底層，沒有背景、沒有依靠；靠時代賜予的機遇，靠他們自己的掙紮和拼殺，甚至靠不擇手段和鋌而走險，他們發瞭點財。但是物質上的享受並不能帶來精神上的充實。文化貧乏癥使他們無力擺脫金錢的怪圈，他們於是不斷地尋找刺激，不少人在尋找刺激中“失控”，何頓還看到瞭這些城市小市民身上活躍著市場經濟的“細胞”，看到瞭這些人庸庸碌碌的身影隱約著真、善、美的閃光。

“在長沙，這些人是很‘海’的滿哥，但他們的內心又是那麼脆弱。他們身上的故事甚至不要你去編造，比編造的更生動。”何頓要錶現他們的欲望越來越強烈。在這個裝修和那個裝修的間隙，199O年10月，他終於完成瞭中篇《生活無罪》。這部5萬多字的成名作成名不易，兩年多時間在東南西北多傢刊物屢屢碰壁，飛來飛去作全國漫遊。直到經知名作傢何立偉力薦，《收獲》的編輯肖元敏女士慧眼識珠，發錶於《收獲》1993年第1期。有瞭《生活無罪》的麵世，纔有瞭何頓士氣大振一發不可收，日後最終放棄瞭更賺錢的裝修生意而專心創作。

早在3年前何立偉就預言何頓會走紅，他評價何頓的小說寫得“紮實”，“具有一種物質的硬度，殘酷的真實，達到瞭文學的純度。”而何頓對自己的創作追求則講得很通俗：“我追求平實。文學的魅力和張力在真實上。”

“本來《我們像葵花》不是現在這個結尾，開始設想讓馮建軍東山再起，但寫的時候發現愛情的創傷對他打擊實在太大，他再也不可能站起來。我隻有聽從人物性格的真實。”何頓說。

“福剋納用美國南方的方言描繪密西西比河邊的小鎮，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世界級的文學大師。”

越來越多的長沙人在讀何頓的小說。長沙人讀何頓，比外地人更容易“入境”.這小說裏有火宮殿臭豆腐的飄香，有琴島俱樂部的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