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追求与批评-柏格森与中国近代哲学》主要内容：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就已完成了从古典时代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性成为西方所关注与思考的重要问题。由于西方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提出来的，因而与宗教神秘和神本主义相对，它包含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个方面，而这就决定了，西方的现代性在其起始阶段就涵括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方面。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启蒙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唯一内容，从而使人走向物质化、片面化。柏格森哲学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西方走向现代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近代中国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之间具有极强的相似性，这就为柏格森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产生影响创造了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之间又不相同，其所背负的传统与她所面临的问题的差异，使得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在吸收利用柏格森哲学的过程中，又往往不能如其所是地对待柏格森哲学，而是按照自己的实用目的来任意地曲解柏格森哲学，从而使其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服务。而这也就构成了本论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内容。

西方现代性的建构是其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中国却与此不然，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西方的催逼，是一种外发型的现代性，所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就涉及到如何处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大钊、陈独秀等反传统主义者利用柏格森哲学强调创造进化的特点，证明中国的现代性必然是激烈的反传统，并且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学习与模仿；梁漱溟等新传统主义者则抓住柏格森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批判，坚持认为以柏格森哲学为代表的生命派哲学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复兴的信号，所以，不但中国的现代性，而且世界的现代性都必将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复苏。中西调和论者试图在二者中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建立一条即中即西、不中不西的现代性，宗白华提出了融合说，朱光潜则主张距离说。但三者在对立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共同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柏格森哲学的过去本体论；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形态。

由于科学精神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近代中国要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就必须正确地处理好科学的问题。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柏格森哲学是建基于科学之上的，所以，以柏格森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也必须以西方的科学精神扫除中国的封建迷信。新传统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指出，柏格森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从而宣扬直觉的重要性，而直觉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白华与朱光潜则认为，理性与直觉由于适用范围不同，因而都有其重要性，所以，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必须对二者进行恰当地汲取，而柏格森哲学所提供的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人文精神的终极指向必然是人的自由，而这正是柏格森哲学关注的重点，这也就使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在探讨实现自由之路的时候，自然地与柏格森哲学建立起联系。反传统主义者一方面将自由看作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将其看作中国自强图存的手段。这样一来，个人自由在相当程度上就被忽视了，从而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最终导致与自由的悖离。新传统主义者与唯美主义者更加重视人的价值，反对人被当作一种手段，所以利用柏格森的意志自由理论，突出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反对以集体来压制个人。

在这种对柏格森哲学的不同理解当中，所蕴藏的是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设想。但由于他们对柏格森哲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本身缺乏必要的分析，没有很好地将柏格森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导致了柏格森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因而并不能以柏格森哲学来解决中国建构现代性的问题。所以柏格森哲学在近代中国的没落乃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格森哲学与中国从此绝缘，柏格森哲学由于其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同时也由于中国已经处于现代的过程中，所以，柏格森哲学仍以一种非常隐蔽的形式存活于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