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研究者的粮草就是踏踏实实地读书，充分熟悉研究对象和相关理论。这样才能站在理论制高点上深入研究对象。《诗兴智慧——钱锺书作品风格论》一书中自如地从各种钱著中选取例证，说明作者对其研究对象已烂熟于心。该书以钱先生学术著作解读其文学作品，以钱解钱，触类旁通，无疑是阅读钱著的一种绝妙方法。比如钱先生在《管锥编·序》中自称著作为“竹头木屑”。世人只以为是自谦语，而《诗》钩沉出此乃《晋书·陶侃传》中之典，才暴露出先生自谦背后自信的窃笑。

　　《诗》在论述语言的自甘退隐中建立起了一种语言及研究的平实风格。上世纪初胡适的“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在今天看来非但不是惊人之语，而且似乎已经落伍。但今天，学术研究界真应提倡“话怎么说，论文就怎么写”。“此语应自天上来”的著作也只应让天上的神仙去欣赏。大多数读者，还是希望读一些用人间话、普通语写成的文字。钱先生曾说好的译本应勾起读者阅读原著的欲望。《诗》平实的语言不会拒绝喜爱钱锺书作品的普通读者，而且可使他们明白其以前不明白的“所以然”，可“言传”其以前以为“只可意会”的地方。

　　《诗》对钱锺书作品五种风格的归纳很好地体现出了先生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的风格：“幽默讽刺”和“思辩”风格体现着先生对域外文化的吸收；“运典隶事”是民族文化的继承；“比喻”和“以俗为雅”则更多表现着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杂糅。对于重感悟、重道德教训的传统文化来说，思辩与幽默可说是钱锺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极大贡献，甚至丰富着我们的民族性格。把衣服穿得少的俗气女人比成“局部真理”，不必苦思其本没有的微言大义，但却充满幽默与智慧。过于严肃甚至沉重的民族多一点轻松、纯真的幽默，可使民族性格及文化更显多元、丰厚和灵活。

　　鲁迅曾说，翻译而去其趣话，只留下艰难的讲学语，等于折花单留花朵，没有了枝叶。那么，一篇论文有了扎实的储备和厚实的框架只相当于树有了根和主干，还需要枝叶来点缀，使其更加葱茏。由于《诗》对相关论述理论的熟悉及读书的渊博，在本书主干之外，作者还梳理出了人们对“风格”和“幽默”的认识小史、流变小史等一些有趣的问题。这些论述不但有趣，而且作者还用它们去分析了文学史上的公案，比如中国现代文坛上关于幽默的论争。作者没有去评判孰是孰非、没有抬高鲁迅、也没有贬低钱锺书，而是通过分析指出这没有结果的论争不过是论争各方分属不同幽默类型，持有不同的幽默观而已。其实，《诗》全书亦是这样的风格——几无评判之语：既无空泛赞誉的高帽子，也无酷评苛责的大棒子，有的只是严谨、平实的分析。

　　庖丁解牛技术再好，再游刃有余，不过是解头死牛。论文即便分析得再好但把研究对象“解”成干巴巴的条条框框、全无生气，那可算是最大的失败。而《诗》以人为起点论述其文，平实的风格中却努力指向着真实而有生命的人与文，这该是《诗》最宝贵的研究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