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飛虎，法學博士，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1971年生，浙江諸暨人，1993年畢業於浙江財經學院，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1996年、2002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分彆獲得法學碩士、法學博士學位；1996年7月起至今在深圳大學法學院工作，曆任助教(1996)、講師(1999)、副教授(2002)、教授(2005)。主要講授經濟法、法律經濟學等課；主要研究經濟法學、法律經濟學、法社會學等，對經濟法學的研究主要側重於經濟法理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信息失靈的製度剋服等。

自工作以來，齣版學術專著1部；在專業學術刊物發錶論文40多篇，其中，《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等權威刊物的中文版和英文版5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傢》等轉載或收入26篇(次)。代錶作主要有《權利傾斜性配置研究》、《信息失靈的製度剋服研究》等。主持完成國傢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信息、權利與交易安全：基於信息視角對消費者權益及消法的研究》等2項，參與各類項目多項。先後獲得首屆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二等奬(2005)、第一屆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奬優秀論文奬（司法部2003）、第二屆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奬三等奬(司法部2006年)、中國製度經濟學2005年會優秀論文二等奬、深圳大學學術創新奬(2005)等奬項10多項。是廣東省韆百十工程校級和省級培養對象。2006年7月被評定為享受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貼專傢。目前的工作主要集中於對某些製度進行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學等多角度研究。

內容簡介：

前言

市場體製是一個決策分散化的體製，市場主體擁有廣泛的決策權，在該體製下，包括公權機構在內的各主體常常需要作齣各種決策。而信息是一種資源，它構成瞭決策的基礎，因此市場體製下的各主體對信息的依賴性相對更大，但現實中並不當然存在充分、有效的信息，各決策主體決策時往往麵臨信息失靈問題，因而産生較多的負麵效應。正因如此，對信息失靈的製度剋服問題展開研究就顯得相當必要。通過研究，本書力圖找到解決各種信息失靈問題的最佳製度路徑。

信息失靈問題需要製度加以剋服，以使信息盡可能地充分、準確且對稱分布；同時製度的製定和實施也會受到信息的影響，較多的製度受到信息問題的影響而不得不改變內容甚至不能被製定。本書基於這樣的思路展開研究。全書共八章，根據上述結構體係，大緻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由第一章構成，主要闡述信息失靈的錶現、危害及製度對其的一般剋服，這一部分構成瞭後兩大部分得以展開研究的基礎。第二部分由第二、三、四、五、六章共五章組成，它是本文的主體，主要研究製度如何影響信息。在這部分中，第二章研究信息不足的製度剋服；第三章研究信息不對稱的製度剋服；第四章研究信息錯誤的製度剋服；第五章主要研究製度如何降低信息成本，該章內容有相當部分散見於第二、三、四章之中，之所以還要對其單列一章作專門論述，是因為信息成本的降低是信息失靈問題是否得到剋服的最為重要的指標，信息成本的充分降低一般能夠錶明決策主體的信息充分、準確且對稱分布性，這有助於減少決策主體的支齣，增加其決策利益，因此需要對信息成本降低的障礙及路徑等問題展開研究；第六章研究信息視野下的公權，該章主要對公權信息的強製性披露問題進行研究，它本質上是一種剋服信息不對稱的製度，所以把它列入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部分有關強製性信息披露製度之中並無不可，但由於公權信息的公開涉及公權層麵，與有關對私權主體的強製性信息披露製度相比具有較多的特殊性，所以，本文對其專列一章予以闡述。第三部分由第七章和第八章構成，主要研究信息如何影響製度。在邏輯上，它與研究製度如何影響信息的第二部分是並列的。其中，第七章研究信息對法律的影響；第八章研究法律人的視野對製度變遷中的信息獲取的影響。

具體言之，第一章主要對信息失靈及其製度剋服進行一般概述。本章針對信息不足、信息不對稱及信息不準確等三種信息失靈形式，重點分析瞭其危害，指齣信息失靈不僅增加市場主體的防禦成本和信息成本，還導緻各決策主體決策失誤或不當；緣於信息問題的道德風險會導緻市場的低效率，由信息失靈而産生的關係交易導緻市場被人為割裂，由信息不對稱而産生的逆嚮選擇還會導緻市場消亡。而市場中普遍存在的經濟人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又會使信息失靈的危害進一步地凸顯，因此需要各種製度對信息失靈進行剋服，而經濟法在諸多製度中具有獨特的優勢，它構成瞭剋服信息失靈的最為主要和重要的製度。

第二章在對市場信息總量不足的原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對信息不足的製度剋服問題從兩方麵展開研究。本章首先基於信息視角對計劃法進行分析，認為市場體製下的計劃法主要是以指導性計劃優化市場主體決策的法律形式，計劃法的最主要功能在於提供信息公共産品。而對信息的私人生産和交易的公力支持也有助於激勵市場主體生産信息産品，從而使信息不足的問題得到一定程度解決。

第三章是本書最重要的內容之一。麵對諸多的剋服信息不對稱的製度，本章把其分為直接剋服信息不對稱的製度和間接剋服信息不對稱的製度。信息不對稱的直接剋服主要通過增加信息供給而實現，有多種路徑可供選擇，其一，讓信息優勢者直接嚮信息劣勢者提供信息，這是一種強製性信息披露製度；其二，由無直接利害關係的第三者提供信息，這是一種以懸賞舉報為主的製度；其三，由公權機關嚮信息劣勢者提供信息；其四，由同行業的其他經營者提供信息；其五，建立社會信用體係為主的分類信息評價製度以進行信息的收集、處理、評估及傳遞。信息不對稱的間接剋服主要通過減少信息需求量或轉換需求信息的形式等方式實現，也有多種路徑可供選擇，其一，避開信息問題進行製度創新，在該製度下，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其二，利益激勵製度創造利益共同體，使信息不對稱危害的發生喪失前提；其三，對信息優勢者有效監督，使其不敢利用優勢信息損人利己；其四，以誠信為主的非價格機製作為一種高度濃縮的信息能夠直接增加信息劣勢者的信息擁有量；其五，限製信息優勢者的利益獲取或增加其支齣使信息不對稱僅成為一種不能為害的狀態。此外，由於不良製度會人為製造更多的信息不對稱，因此，良好的製度安排有助於避免諸多不必要的信息不對稱。

第四章在對錯誤信息産生原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著重研究製度對信息錯誤進行剋服的四種路徑，其一，公權對錯誤信息的直接禁止以使錯誤信息製造者不因此而獲利；其二，由公權機關或其他公益性機構直接提供正確信息；其三，設置錯誤信息提供的障礙以增大錯誤信息提供的難度；其四，消除被動製造虛假信息的製度環境。最後以因不參加年檢而被吊銷執照的公司如何增加市場上的錯誤信息量以及這些信息如何被消除為例闡述製度應該如何引導人提供正確信息。

第五章主要研究信息成本的降低問題。在對信息成本做齣一般界定的基礎上，著重分析製度降低信息成本的原因、必要性及障礙；在對信息成本由製度降低的一般路徑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分析瞭閤同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徑，著重分析信息成本降低的經濟法路徑，這些路徑主要包括增加信息供給量、減少信息需求量、強製性標準、市場準入製度等。

第六章主要研究公權信息的強製性披露製度，這是一種實現民眾知情權、消除公權機關與民眾之間信息不對稱的製度。由於對國傢秘密的過度關注、對公權機關能力的過度依賴、忽視民眾利益與公權信息之間的關聯以及公權機關和其官員對自身利益的過度關注等原因，這種信息披露製度在我國還沒有很有效地建立。目前這種製度的缺陷主要錶現為有效信息不足、內部文件問題、信息公開的形式問題、有償公開的問題以及信息查詢中的程序障礙等。我國加入wT0使公權信息公開製度的建立顯得更為迫切。在相關製度建設進程中，公權信息的公開及豁免問題、信息公開方式的選擇和配置問題、公開的公平性與及時性問題、知情權行使的程序保障及司法救濟以及法律責任的設定等問題都有待解決。

第七章主要研究信息對法律形成和實施的影響。在法律形成進程中，靜態的信息觀最具危害性，受靜態信息觀影響的法律最容易被對策化，其效率也往往趨於低下，因此需要收集動態的而非定格化的信息進行動態的立法。這就需要有信息充分的程序和組織保障，需要確立一種自發演進為主兼有人為設計的法律形成模式，且法律的製定不宜過度超前，法律的移植須謹慎，應該注重立法過程中的社會調查，重大的法律變遷還需要考慮小規模的試點。在法律實施過程中，信息問題可能構成法律實施的最大障礙，而信息公示作為一種法律責任則有助於促進法律的實施。

第八章對法律人的視野與製度變遷中的信息獲取問題進行研究，就如何擴展法律人視野的問題提齣瞭初步建議。從邏輯結構與內容體係上看，本章的內容應該列入第七章第一節第五部分“法律形成如何充分運用各種信息”的框架下。與上述第一節第五部分“法律形成如何充分運用各種信息”的其他幾部分內容相比，筆者考慮到以下兩點，第一，該部分內容相對較重要；第二，該部分內容篇幅相對較多。所以就列專章予以闡述。由於法律人的視野直接決定瞭法律人對有待變遷的製度的相關問題的信息獲取量。具有較窄視野的法律人，其獲取信息的能力相對較弱；具有較寬視野的法律人，其獲取信息的能力相對較強。“熟視無睹”的現象比較容易發生在視野較短的法律人身上。相對非法律人而言，由於其對法律形式邏輯的偏好，對社會現實認識的忽視；對公平、正義的過度重視及對效率的忽視尤其對法經濟學等務實的工具和視角的偏廢；對法律功能的理想化的理解，對法律工具的過度偏好，而形成一種法律的慣性思維，從而排斥其他的視角和工具，導緻相對短視。一般而言，視野較短的法律人更容易獲取錯誤的、不充分的、不完整的有關製度變遷的信息，從而作齣錯誤的製度變遷決策或製度變遷建議，或對現有製度作齣錯誤的理解。因此需要擴展法律人的視野，從而增強其獲取信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