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化困境

——我们身处的时代与文化环境1、现在的文化问题跟“五四”时候已经不大一样了

周：谈到全球化，前些年中国人还以为是遥远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而自从中国“入世”之后，全球化又好像是冲到家门口的大水，门一开就奔流而来，谈什么都躲不开它。这容易给我们一个错觉，似乎全球化是一个很虚的概念，是靠某一个条约签过来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它早已开始了，并且不声不响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哪怕是偏僻的农村，也能够买到可口可乐；方兴未艾的网络也将我们带入了更为广阔和便捷的与世界同步的境遇中，美国人昨天推出的新版本电子游戏，中国人今天就有人玩上了。当大家在争论什么是“全球化”的时候，其实早已不知不觉地陷入全球化之中了。

冯：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这几乎是全人类的一个话题，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全球化，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遇上这个命运性的大问题。从最近的刊物和报纸上的一些讨论看，我们的脑袋也开始关心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了。前两年，世纪之交，中国要加入WTO的时候，人们还在热衷于讨论文化怎样与世界接轨，而现在相反的意见已经出来。有人认为接轨是经济上的事，文化上谈不到接轨，甚至认为文化不能接轨。还有人认为经济是全球化的，政治应是多极化的，而文化应当是多样化的。可是当讨论一深入，一脚又陷入从晚清到“五四”时所争执不休的问题中。又在民族文化的开放和自守，哪个“为本”，哪个“为用”上边转不出来了。其实现在早不是这些问题了，就是说中外文化早已不是“五四”时的那种关系了。在上世纪初，东西方文化都是一种各自封闭的状态。不仅我们对西方文化很无知，西方对我们同样一无所知。中西文化是明显的、相异的两个世界。可是现在世界的文化都在全球化。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的文化就开始全球化了。我们却毫无准备，毫无先见之明，毫不前卫。我们的前卫似乎是看谁更接近西方，谁先靠上西方谁前卫。当我们把“地球村”当做一种时髦的词汇而津津乐道，闹着“走向世界”，呼叫着“接轨”，或者正在自作聪明地说什么“文化也要人世”的时候，文化就全球化了，而且已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二十年过去，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冲散，却依然昏昏然不明不白。这真令人感到无奈又悲哀，因为文化的问题几乎是不可逆的。

周：更可怕的是我们还沉浸在某一种表象中，对这一趋势没有清醒的把握和认识，只是随口说一些新的名词而已。

冯：进一步说，现在的文化问题跟“五四”时期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五四”时期讨论中西文化该如何交流、融合、相互借鉴，以至以何为本、何为用的问题——那是一种纯文化的讨论。看上去，改革开放的初期跟这种状况有些相似。“文革”时闭关锁国，改革一来，大门突然打开，大家都希望西方文化进来，希望打开思想禁锢，解放人性本身。这情况似乎很像“五四”时期。其实完全不同。因为此时的外部世界已经是现代化的、全球化的世界。于是，潮水一般涌进来的是全球性的文化。“五四”时期进来的文化首先是精英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的精英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一次，外来文化是夹裹在舶来的商品中一涌而入，商业性的流行文化首当其冲。我刚才说“本质的不同”，意思是：“五四”时期是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今天则是全球性流行文化与本_十文化的冲突问题。这一一次要猛烈得多，迅疾得多，而且无法选择，也别无选择。

周：谈到知识分子，我认为这两次文化冲击的接受主体也不一样了。“五四”的一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还没有断，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冯：谈到接受主体，我想应该分两个层面说：一是整个文化的状况，一是知识分子的状况。“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大都是学贯中西的。他们身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开开门，把客人迎进来。他们知道客人坐在哪里，自己坐在哪里。当代知识分子是在“不断革命”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是在传统文脉中断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本来就身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之外，他们能把客人引到哪里?弄不好，反客为主。以我们这样的“文化主体”来面对全球化，问题自然就很大。想想看，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状况，怎样去解决如此巨大、复杂、全新的问题?

再说，全球化不是对文化而言的。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物质的；但最终影响最深刻的却是文化的，精神的。

周：过去说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经济包围文化，文化人如果没有强烈的主体感，他在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就会迷失方向。

冯：我们再谈接受主体的整个文化状况时，更叫人是忧虑重重。记得前年全国的政协会上，我有一个发言，题目叫《要警惕中国文化正在走向粗鄙化》。当时，我对中国文化整体的粗鄙化做了描述。我说，电视里乾隆皇帝和唐伯虎都挎刀背剑上房了。报纸上全是“很体育”和“非常文化”这类语言。只要到旅游景点上转一转，再到佛罗伦萨或巴黎那些文化旅游胜地看一看，就会知道我们当今的文化多么粗鄙，多么低劣，多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