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文献丛书》中的《李孝光集校注》日前已编撰定稿，交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编撰过程中，颇有心得。

李孝光（1285—1350），字季和，乐清田岙村（今大荆镇）人，是元代中后期重要文学家。他的交游十分广泛，在江南一带负有重望，同当时诗坛名流，如萨都剌、张雨、杨维桢等频相唱和。集中寄酬萨都剌诗多达45首，可见其密切。张雨赠诗云：“孰与言诗李髯叟……载闻新作过黄初”；柯九思称其“词甚奇古”；顾瑛言“诗文自成一家，为东南硕儒”，并予推崇。

泰定四年至天历元年（1327—1328）间，李孝光与杨维桢（浙诸暨人）相遇吴下，促膝谈诗，志趣投契，相为莫逆。其时维桢（比孝光小11岁）资望尚浅，须引孝光为后盾始能发扬其说，而两人才情相匹，下的是“敌手棋”（吴复语）。故李、杨联合，乃可以登高一呼而叱咤风云，耸动时听。他们共倡乐府诗创作，团结和影响了江南一批诗人，竞相唱和，蔚为风气。对此杨维桢在《潇湘集序》中曾有简要说明：

“余在吴下时，与永嘉李孝光论古人意。余曰：‘梅一于酸，盐一于，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之外。此古诗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为韪，遂相与唱和古乐府辞。好事者传于海内，馆阁诸老以为李、杨乐府出而后始补元诗之缺，泰定文风为之一变。”

张雨《铁崖先生古乐府叙》也说：“《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之旨，惟古乐府为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杨廉夫遂称作者……东南士林之语曰：‘前有虞（集）范（），后有李（孝光）杨（维桢）。’”由于李、杨首倡，参与者又大多为浙籍诗人及靠近浙江的苏吴诗人（元时均属江浙行省），故我们可以名之为浙派古乐府运动。这是元代中后期的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影响深巨，它后来被称为“铁雅诗派”而风行元季明初诗坛。

李孝光的乐府诗（包括骚体及部分古体歌行）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拟古创新，用古调写新辞，多为即兴命篇。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刘基条云：“乐府辞，自唐以前，诗人多拟之，至宋而扫除殆尽。元季杨廉夫、李季和辈，交相唱答，然多构新题为古体。”二是以古音协韵，运用《诗经》《离骚》的韵字，意在摆落时调，自由抒写，寻求别样的韵味。蒋易《元风雅》卷二三李五峰诗后附言：“叶韵近代用之者鲜，独于五峰屡见之……乎《骚》《选》之遗音。”三是善于比兴引喻，语有寄托。风格上出入二李（李白、李贺），造意瑰奇，富想像力。四是切近现实，有所为而作，或咏怀抱，或讽时事，继承了汉魏乐府的写实精神。《箕山操为许生作》是其代表作：

“箕之阳兮，其木。箕之兮，白云幽幽。彼世之人兮，孰能遗我以忧。虽欲从我兮，其路无由。朝有人兮，来饮其牛。”

借咏尧让天下于许由事以抒怀，韵度高简，旨在言外。颂扬高蹈的情操，又隐隐流露了被遗落的失意感。透过幽静的画面，读者不难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不平。元赖良编《大雅集》，取为压卷，并引杨维桢评：“善作琴操，然后能作古乐府。和余操者，李季和为最。”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引述杨评后说“诚为近古”。另一首为杨维桢所激赏的是《太乙真人歌题莲舟图》：

“银河跨西海，秋至天为白。一片玉夫容，洗出明月魄。太乙真人挟两龙，脱巾大笑眠其中。凤麟洲西与天通，扶桑乃在碧海东。手把白云有两童，掣嬲二鸟开金笼。”

此五峰仙游诗之佳者。着墨不多，而意想奇幻，仙境独造，大有驾驭天地的气势，表达了自由无拘束的理想世界和纵放不羁的情怀。杨评云：“此作又是李骑鲸也！孰谓此老椎钝无爽气耶？”言得李白（李骑鲸）浪漫气质和风格。

杨维桢对李孝光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乐府诗尤长于兴喻，海内学者喜诵之，故至正文体为之一变云。”他说自己写作《琴操》，是接受李的挑战因而激发灵感，并将李引为首席“唱和友”，在文章中一再加以称举。李孝光卒后，他痛感失去知音和做诗的对手，深表怀念，读诗至感激处，乃大呼“安得起吾季和而见之，宁不为之击节而起舞乎？”“且命（门人）吴复录季和死后凡若干首，至其墓焚白之。”备见倾倒之意。从杨维桢的这些评论中，也能够表明李孝光作为古乐府辞的首倡者之一，他在浙派古乐府运动中的贡献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李、杨并称，并非徒有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