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汪、周都认定只是唱高调。汪是老牌的亲日派，周佛海则是“低调俱乐部”的实际主持人。因为心中抱定日本的武力厉害无比的看法，所以，周佛海早已在自己的家里做了个地下室，抗战全面爆发后，知道这个地下室的人，就跑来躲警报，有的还干脆住几天。这群“恐日”病患者，每逢空袭就大呼小叫地跑到周家，钻入地下室，闷久了就发牢骚、说怪话，慢慢地也就形成了一个专门与抗日唱反调的“低调俱乐部”。

正是在这个时候，周佛海与汪精卫商议，又经蒋介石同意，派高宗武、林柏生分别在香港成立“日本问题研究会”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用搜集资料做幌子，来往于上海、香港之间，与日军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活动。后来，周佛海又干脆让高宗武去日本，同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密谈，确定以汪精卫作为收拾局势的对象。陆军大臣板垣还写了信，说明这层意思，交给高宗武带回来给汪精卫。谁知这事被蒋介石知道了，一怒之下破口大骂，还停发了高宗武的经费。可是，汪精卫、周佛海认为自己已经吃准了日本人的意图，商量之后，决定抛开蒋介石单独行动。周佛海又派了梅思平赶到香港，与高宗武一起参与对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

广州、武汉失守之后，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汪精卫、周佛海又叫高宗武、梅思平赶到上海，同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会谈，还签订了

“重光堂密约”，由梅思平秘密带回重庆。汪精卫见了密约，找周佛海去商量，对离开重庆、承担卖国骂名，汪又有些犹豫，周佛海却非常坚决，晓以厉害。结果，在陈璧君的配合下，促使汪精卫下定了决心，承认“重光堂密约”，让梅思平赶回上海，转告日本方面。这边则策划逃离重庆的行动计划。

这时候周佛海的干劲最大，他让杨淑慧带着子女先去香港，然后自告奋勇充当开路先锋，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到了昆明，安排汪精卫出逃。1938年底，在周佛海等人的安排下，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陶希圣、陈公博等先后到达河内。汪、周都忘了切不可共事的“誓言”，开始了共同的汉奸卖国生涯和所谓的“和平事业”，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的“总军师”地位

也从此确立。

刚刚开始投敌活动的时候，汪伪集团中的一班要紧人物，有的主张“以在野的立场集合同志，以宣传和平运动”。而周佛海坚决主张“以在野的立场进而组织政府，以实现和乎运动”。因为在周佛海看来，蒋介石国民党只不过是风浪中的漏舟，沉没是早晚的事，日本人只要稍不留情，蒋介石统治就要终结，全国一致的抗日呼声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为了推倒蒋介石。不会有其他的结果。因此，周佛海早巳下定决心另攀高枝，再起炉灶。在周佛海的坚持下，“实现和平运动”的主张，被汪精卫和汪精卫集团中的多数人接受。同时，为了加快投敌的进行，防止动摇，到河内后，周佛海就要尽快发表响应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甚至大骂汪精卫的老亲信顾孟余，威胁如果各位拉倒不干，回去都有好看。还无耻地说我不过回去向蒋介石“认个错”，言下之意，跟着汪精卫多年的人，本是蒋介石的老对头，比我周佛海跟老蒋的关系可差远了。因此，我周佛海还进退有余，你们这班人可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于是“艳电”抢在了1939年元旦前发表。

一班汉奸到了河内，也由周佛海张罗安排，拼凑出政治、军事、财务3个委员会，政、军由汪精卫做主任，周佛海当秘书长，还兼任了财委的主任。这样，就越发使他的野心膨胀，卖国投敌的积极性和那种一去不复返的劲头，比谁都足。群奸没经费无法开展活动，周佛海就去香港银行界实力人物唐寿民那里弄来20万元港币，汉奸班子人手太少，而且是清一色的文人，周佛海又去想法罗网人马，拉来原武汉警备司令叶蓬、武汉行营参谋长杨揆一等“武将”，为一班汉奸秀才增色壮胆。

“输诚”重庆仍遭囚禁

在河内汪精卫遭到军统特工的刺杀，虽说由曾仲鸣做了替死鬼，可汪精卫等一班人也吓了个半死。周佛海赶紧先去上海摸底、布置。到了上海，周佛海又同汪精卫一起去东京会见各方主子，汪回上海后，周佛海却留在日本，就成立伪政权的具体事项，与日方继续谈判。从日本回来之后，周佛海就忙着筹划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属汪精卫改组派的很多人都不愿来凑热闹，结果多数代表是周佛海从自己在江苏、浙江的熟人中拉来凑数，伪六全大会总算得以开张。然后，周佛海又忙着同北平的伪“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南京的伪“维新政府”首脑粱鸿志等人会面，指望拼凑一个统一的伪政府，周佛海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接着，又作为“全权代表”再次飞往东京。请求日本主于允许伪政权早日开张，为了早点“正位”掌权，周对日本提出的各种条件全盘接受，总算得到主子的恩准，干恩万谢之后，周佛海神采飞扬地回来了。

汪伪集团要成立政府，最难办的当然是权力和官位的分配。一班人等大都是些党棍政客、落魄军官、无行文人，蚁聚在“和平、反共、建国”的旗帜下，引为同志，称兄道弟，骨子里个个心怀鬼眙，为的是争权弄钱。要摆平这伙人，满足他们的愿望实在是件头痛的事。比如陶希圣，原是改组派的老人马，汪精卫向来将其视为亲信，这次从重庆出来，也劲头十足；再说

那个高宗武，汪精卫当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他就做亚洲司司长，号称日本通，对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更是鞍前马后，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回“新政府”要成立了，胃口当然小不了。陶希圣公开声称要当“实业部长”，坚决不干油水不大的“宣传部长”；高宗武则醉心于“外交部长”的迷梦。谁知这样一来，别说周佛海一关难过，就是汪精卫也无法答应他们．陶、高两人“壮志”未酬，极为不满，觉得即使留下也没什么干头，居然相约逃走，并将《汪日密约》在香港公布，还专门写文章重点攻击周佛海。

《汪日密约》公布之后，把汪精卫心情搅得乱糟糟的。内部的争权逐利，外面的舆论叫骂，将汪精卫搞得焦头烂额，干脆叫来“军师”周佛海，把人事安排的大权全交给了他。这时的周佛海也正踌躇满志，虽说陶、高的出逃，不啻当头一棒，气得他在日记里咬牙切齿骂’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不过汪精卫既然将什么都交给了自己，得意之余更认定自己“任重道远”，所以，卖国热情空前鬲涨。

1940年3月，伪中央政治会议召开，200多号汉奸当中大半与周佛海沾边。忙过之后，就搞了一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把戏，这样伪政府才算正式开张。周佛海身兼要职无数’如财政、外交、特工等部门一把抓。这时的周佛海’得意简直到了极点，他自己在日记中就多处写道，这次“和平运动”的实现及“还都”丑剧的上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

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此次还都”各院、各部次长十九为余所拟定，所推荐”。“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政府事实上系余一手所造成，暗中颇引以自豪”等等。

实际情形也确实如此。一时间大小汉奸都蚁附在周佛海身边，指望从周那里捞得一官半职和油水。搞得陈公博、褚民谊也对周佛海大为不满，公开发牢骚说事情都要由周先生办理，我们只能是盖图章，结果连日本人也对周佛海另眼相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条英机跑到中国来，要汪精卫办理曾经答应过抽调500万壮丁支援日本的事情，汪一筹莫展’根本没办法解决，日本方面就以政府的名义，将周佛海请去东京’施加压力……事情最后虽然没有办成，但足以看出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的地位．也就不难理解蒋介石后来为什么还要借重于周佛海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