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续编(1967-1968)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吴宓

页数:680

出版时间:2006-4

价格:43.5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108024114

丛书系列:吴宓日记续编

具体描述

本书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记述他最后二十余年生命历程的日记。这是一部以生命实践光荣文化理想的记录。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1967-1968年，这是 “文化大革命”最残酷的年代。大批斗、大武斗等等相继轰轰烈烈地登场。作者里所当然地成为批斗对象，被打入劳改队，迭遭批判斗争及欺辱殴打。虽然”文革” 巨浪席卷一切，但生活仍在继续，作者也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忧惧中，一天天地记录着周围发生的形形色色，记录着自己对“运动”的感受。

作者简介

吴宓，著名西洋文学家，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 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81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7岁。

目录信息

1967年 岁次丁未
1968年 岁次戊申
· · · · · · (收起)

用户评价

这份记录的叙事腔调，在我看来，具有一种罕见的“非功利性美感”。作者记录的目的，似乎并非为了向外界证明什么，而是为了安放自己那颗敏感而丰沛的灵魂。文字的密度极高，但绝非堆砌辞藻，而是每一个词汇都像是经过了精心的筛选和打磨，以求最精确地对应他内心的感受。我注意到他在记录某些个人际遇时，总会不自觉地引用或化用古诗词的意境，这使得原本平实的事件描述，立刻染上了一层诗意的滤镜。这种将生活经验与古典文学融为一炉的手法，使得他的文字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品。阅读时，我常常需要借助注释去理解一些典故，但这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参与，一种重温古典的乐趣。它向我们展示了，在一个剧烈动荡的年代里，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对美的坚守，来完成对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次庇护与重建。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份日记，不如说是一部以生命为墨、以时间为纸的私人文学史。

与许多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日记不同，我手中这本的魅力，更多地体现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上。作者似乎随时随地都能从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将其融入日常的记录之中。比如他对某一特定朝代文学风气的评论，或是对某位古人诗句的细微解读，都展现了他作为一代学者的功力。这种知识性的富足，让这份私人记录超越了简单的“个人生活流水账”的范畴，而上升到了对文化传承的反思层面。阅读起来，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跟随一位老教授进行一场私密的、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他的叙述节奏缓慢而沉稳，仿佛每一次落笔都经过了深思熟虑。我尤其留意他记录下的关于学术争鸣的部分，那些看似平静的文字背后，实则暗流涌动着对真理与谬误的执着追求。这本书为我们保存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学术心气，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纯粹，在今日看来，尤为珍贵和令人神往。

这部厚重的日记，如同一扇半掩的古老木门，引领着我窥见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深沉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虽然我手中的这本并非续编，而是早些年出版的卷帙，但那种扑面而来的文气与历史的重量感，着实令人屏息。我尤其沉浸于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文人情怀”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张力。那些对古典诗词的精妙评点，字里行间流淌着学者的严谨与审美的高洁，仿佛能闻到旧式书房里樟脑与墨汁混合的味道。然而，令人心酸的是，这种高蹈的审美追求，总是与外部世界的喧嚣和个体命运的起伏产生剧烈的碰撞。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会停下来，想象作者在窘迫的环境中，如何以近乎固执的姿态，守护着自己精神的城池。他的文字有时显得疏离而古典，有时又突然迸发出对世事无常的喟叹，这种矛盾的交织，构成了极其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这不是一部轻松的读物，它要求读者投入极大的耐心去梳理那些繁复的典故和内敛的情感，但一旦进入语境，便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和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初读这本早期的日记记录，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息裹挟着个人的哀愁涌来。作者的叙事风格极其内敛，他很少直接描摹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一次会面、一封信件、一场小小的失意。然而，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片段，如同无数细小的针脚，共同绣出了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全景图。我特别欣赏他那种对“士”的自我期许和现实的疏离感。他似乎永远在衡量，如何在保持自身学识尊严的同时，与不断变化的社会进行周旋。文字中透露出的那种知识上的优越感，与生存上的卑微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巨大的反差极具戏剧张力。更妙的是，他处理人际关系和情感表达的方式，充满了古典的含蓄和克制，让人在揣摩其字里行间的同时，也对那个年代的社交潜规则有了更深的体会。读罢数章，我感到自己仿佛被卷入了一场无声的、精神上的拉锯战，需要不断地解码他那精心构造的文字迷宫。

翻开这批早年的手稿片段，最先冲击我的，是那种近乎宿命般的孤独感。作者似乎总是在一个群体之外，以一种审视者的姿态观察周遭的变迁。他的忧郁并非无病呻吟，而是源自于深厚的文化自觉与现实环境的格格不入。文字的组织上，他时常采用一种跳跃式的、跳跃式的联想，从眼前之景倏忽转入对历史长河的感慨，这种结构上的不连贯，反而更贴合一个人在复杂心境下的真实思维轨迹。我尤其关注他对于“故园”与“漂泊”的反复书写。那种对美好旧日时光的眷恋，与对当下处境的无奈接受，构成了日记中最核心的情感基调。这种基调，不是激烈控诉，而是一种深沉的、带着知识分子特有体面的哀伤。阅读这种文字，需要我们放下对即时满足感的追求，去体味那种“温吞”的、绵长的时间带来的历史厚重感，像品尝一杯陈年的老酒，初尝或许平淡，回味却悠长。

第八本所记录的内容可以说是《吴宓日记续编》全十册中最能够反映吴宓内心苦痛及现实悲惨遭遇的了。这本也是全书精华所在，虽然丢失了许多重要的内容，但就可以看到的内容来说，此书深刻反映了一个保守知识分子在天翻地覆时代中所思所想，有些言论极具预言性。

以前谈书生的傲骨，以为硬朗刚阳之极的东西；读罢这本，心中感慨，傲骨为何？无论你如何刚烈不屈，终有令你生不如死、辱浸骨髓的手段，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司马迁所言甚是，要想维持名节，只有一途：受辱前即结束性命。但，如以无耻的手段诱使你又羞辱你，则此途亦不得行。是为书生之悲。

吴宓67和68年写的日记篇幅最多，也最为凄楚。75岁的他经常在街上被红卫兵、十多岁的儿童追打，辱骂，还有各种大规模的批斗会。但他自己却连蟑螂都不愿杀，读之真欲哭矣。

以前谈书生的傲骨，以为硬朗刚阳之极的东西；读罢这本，心中感慨，傲骨为何？无论你如何刚烈不屈，终有令你生不如死、辱浸骨髓的手段，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司马迁所言甚是，要想维持名节，只有一途：受辱前即结束性命。但，如以无耻的手段诱使你又羞辱你，则此途亦不得行。是为书生之悲。

以前谈书生的傲骨，以为硬朗刚阳之极的东西；读罢这本，心中感慨，傲骨为何？无论你如何刚烈不屈，终有令你生不如死、辱浸骨髓的手段，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司马迁所言甚是，要想维持名节，只有一途：受辱前即结束性命。但，如以无耻的手段诱使你又羞辱你，则此途亦不得行。是为书生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