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源远流长、久盛不衰。自企业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正逐步走向信息时代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无论是在已经历的，或是在正步入的社会形态中，家族企业都普遍地生存和发展着。而且，家族企业制度不仅在家族价值观浓厚的泛东亚儒家文化圈內的国家和地区占据重要地位，即使是在崇尚个人理性、社会信息传递渠道通达、市场相对规范的欧关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里，家族经营和家族控制的企业仍然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在《财富》杂志的前500家大企业中，三分之一由某个家族控制，而它们都是世界上卓有成就的公司。具体就中国个案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重要力量的私营企业申的绝大多数都具有鲜明的家族性。这些家族企业经历了由少到多，从传统行业到信息、生物等高新技术领域，从零星、分散的家族小作坊到跨行业、跨地域甚至跨国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快速发展。它们对中国的劳动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事实相悖的是，家族企业在经济学中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已经被现代公司制度所淘汰的前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以至于一提到家族企业，人们常会自然地和生产落伍、没有效率、裙带关系等种种负面评价联系在一起。如果家族企业制度是一种低效、落后的制度安排，那么，当今中外家族企业的普遍存在便是一种背离经济人“理性选择”假定的现象。虽然，我们不否定家族企业是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相互融合的一种经济组织，但家族企业首先是一个在竞争性市场上谋求生存的经营实体，在自由竞争这一“看不见的手”的硬性约束下，家族利益目标的实现必须以企业盈利为前提。如果家族企业制度本身不存在效率基础，那么创业者及其家族的企业制度选择行为即使是对家族利益而言也是非理性的。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尝试着以现代企业制度的结构框架为参照系，建立一个用于分析家族企业制度结构的理论逻辑构架。本书证明，家族企业制度同样是由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及契约化行为约束机制这些不同的制度层面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而构成的。在这一结构框架內，本书逐一解析家族企业的制度构成要件，以经济学方法探讨经济主体对这种基于非交易合约的制度安排作出自愿选择行为背后的原因，从而对这种所谓“非理性”的制度结构作出可能的经济学解释。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本书认为，所谓“最优”的企业制度取决于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以及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之间的权衡，没有哪一种企业制度结构可以无条件地达到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