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至1986年，我在和马齐彬、刘文军同志合作，主笔撰写《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时，多方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央苏区的资料。其中我对周恩来在中央苏区近三年的工作、生活和斗争方面的资料特别感到兴趣。《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于1986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我即计划利用手头的资料另写一本《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书，并已着手陆莓写了四五个章节。但随后感到写不下去了，原因是，当时党史研究领域中的“禁区”太多。它离现实太近，敏感的问题比比皆是。而且写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无论是他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维护、重用毛泽东，都不好下笔，更不敢评论。记得关于“宁部会议”，我写了两篇文章在《党史研究》 (该刊于1979—1987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编，作者是编辑部或员之一)上发表了，于是有关部门立刻打电话来质问编辑部负责人：“这个黄少群是什么人?怎么老写‘宁都会议’问题?” 由此可见一斑了。

可是，境外的一些史学研究工作者和某些个人，却不管我们的什么“游戏规划”，他们写的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在80年代前后又不断地流入国内。其中如龚楚的《我与红军》，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司马长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严静文的《周恩来评传》，等等。不说其它，这些书籍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内容，就是大肆渲染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并都对周恩来进行肆意贬损和恶毒攻击(我用“恶毒攻击”这四个字一点也不过分)。如他们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的，他一去就“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 军权”，并特别点出“宁都会议”就是周恩来“刻意安排”专门“整治”毛泽东的一次会议。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惜笔墨，肆意发挥，将周恩来描绘成是一个冷酷无情、专事斗争、言词尖刻的“专制家长”，而毛泽东则成了他手下“动辄得咎”、“挨批受气”的“童养媳”。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籍中写到的这些问题，内容文字，同出一辙，而始作俑者就是那位中共叛徒龚楚。正如俗话所说的“谣言重复多次就变成了事实”一样，许多人对他们编造的 “事实”都信以为真了。那时对港台购进来的书刊有个规定，即“内部阅览，不得外传”。唯其如此，更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成为人们竞相猎奇的对象，连不相关的人也都想方设法要找来看看，书中的谣言也就传播得更广了。到了1986年，有位“闻名于世”的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先生来中国专门采访红军长征的有关历史(当然是经中国官方允许的)，随后不久就出版了他那本《长征——前所末闻的故事》一书。我以为索氏也正是受了上述那些书籍的影响，所以他在书中写中央苏区那段历史时也认为正是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军权”，索氏并发表了许多新的“论断式”的语言。如该书写道：周恩来从进入中央苏区后， “直到遵义会议前夕”，都一直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的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攻委的职务，都由周恩来“替代”了，“周恩来与‘三入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道，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并饶有意味地这样论证说：“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阴谋。”索氏此书在国内外广为发行，影响很大；而待别是他来中国采访时受到了我国官方全方位的优待和访问了太多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因此他书中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人士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和专家学者们都一致认可的。

对港台书籍、对索尔兹伯里先生的书中关于周、毛关系的评论，国内史学界长时间即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反应。作者出于对周恩来的由衷敬爱，忍不住率先为文驳斥，也作一个“始作俑者”。我先后写了《周恩来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建立》、《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周恩来对纠正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历史功绩》、《论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等文章，①除了在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外，还在纪念周恩来90周年诞辰的国内及中外学者研讨会上作过发言，对港台书籍上的污蔑性言论作了驳斥，而重点则是对索尔兹伯里先主书中的论断进行分析。文章和发言，当时颇受到不少人的关注。据一位业内人士转告：前外长黄华访美，计划中有拜访索尔兹伯里先生一节，考虑该和他谈点什么。这位人士向他建议：黄少群的《论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和毛泽东的关系》一文中有针对索氏书中的观点的分析，颇值得带去与索氏一谈。黄前外长接受了这一建议。

无可讳言，也有一些人们对我这些文章不以为然，特别对论周、毛关系一文，指责“这不是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向”。作者曾在课堂上约略表述过这些观点(前已述及那时此种观点尚属“禁区”)，即受到个别人的公开或私下的议论和指责。

改革的春风荡涤着一切旧的东西，催生着一切新的东西。而我经过十数年的思想沉淀和深沉思考，又想要触碰一下那还未明文宣布废止的“游戏规则”了。我将旧稿翻出，按新的思路重新拟定章节，将原定书名《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改成《从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周恩来的伟大功绩》。贯彻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历史(即从1927年11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的重心是在周恩来那里，而不在其他人那里。不否认毛泽东此时期的功绩(如创建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并提出了“乡村中心论”，等等。但同时，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四方面军也已创立，并也都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等)，但中心是周恩来或实质上是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党中央，否则，“党的六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一结论就不好解释。

按这个思路，对这本书的29个章节我采取了这样的结构：

第1—10章(1927年11月——1931年12月)，写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六大以后实际上以他为核心)，耐心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大力扶持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国的三大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和三大农村根据地——中央苏区、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可以说都主要是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不断指示和大力扶持下开始创建并由小而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时写他向全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乡村中心论”(毛泽东只是在一封党内个人通讯中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并曾引起国际的轰动；他又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兼任书记和亲自奔赴中央苏区，实践他“乡村中心”的伟大思想，从而在实际上将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移到了乡村。书中还写了在他去中央苏区前夕，以他的大智大勇，连续克服了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给党造成的惊心动魄的突发危机，并写了“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后”到“文革”期间江青集团利用“伍豪事件”对周恩来的恶意攻击)。——这10个章节表述了作者对中共党史传统写法的一种“标新立异”思想。

第11一25章(1931年12月一1934年10月)，写他在中央苏区近3年时间的工作、生活和战斗。写他的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军事指挥才能和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写他的“立党为公，相忍为党”的崇高品质及在此思想指导下，以高超的党内斗争艺术对“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斗争；特别写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对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倚靠、重用和信任，处处维护毛泽东，抵制“左”倾领导者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书中同时驳斥了海外书籍中有关周、毛关系的臆测和错说)，力争让毛泽东参加长征，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党的力量的精华，为党的路线转变作了准备。——如果说，他在党中央工作时完成了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转变，那么，他到中央苏区就是来实践他的“乡村中心”的思想的。应该说，他和“ 乡村中心”的先行者们毛泽东、朱德等一道是很出色地履行了这一责任的。特别是他对毛泽东，能慧眼识英才，在“左”倾领导者对毛泽东施以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极力维护了毛泽东，不让“左”倾领导者将毛泽东整垮。这件奇功无与伦比。在当时，党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都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控制下，只有周恩来这样的地位才有可能维护得了毛泽东。而这样做，又需要有怎样的胆识、勇气、智慧和无私的胸襟啊!我的一个总结性_的看法是：没有周公，哪有毛公?!没有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对毛泽东的维护，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党的路线的转变和实现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现在的许多书籍包括正本党史书，都没有将毛泽东当成当时的毛泽东、将周恩来当成当时的周恩来来叙述，而是都当成后来的毛泽东、后来的周恩来来写了，好象毛泽东当时就在“指导”着周恩来，处处都比周恩来“高明”，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须知，当时周恩来是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下属，是周恩来领导了毛泽东和维护了毛泽东，并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本书就力图恢复这一历史的原来的面貌。当然，能否完全做到，还请读者评说。

最后3章即第26—29章(1934年10月——1935年底)，是为了表述本书主人公这一阶段思想发展的完整性而写的。写他在长征初期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撑危局，以他的勇气和智慧领导红军渡过难关，并逐步排斥了博古和李德的领导，保证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遵义会议上他立党为公，力荐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今后的行动，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拥护。而他自己则甘居“助手”地位，并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又为开辟和巩固陕甘根据地作出了新的贡献。至此，周恩来终于为党找到了卓越的领袖，也完成了他由“ 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伟大转变历程，实现了他和毛泽东的终身合作。

同时，为了这本书的思想更加完整，也为了突出这本书的中心，我将最近写的《周恩来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思想转变历程述论》 ( 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作为本书的“代绪论”，放在书的前面，而将《论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全文详见刘焱主编《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版)一文作为[附录]，置于篇末。谨供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