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和拷问灵魂的戏剧

――王晓鹰《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序

徐晓钟/文

王晓鹰是我国戏剧界的骨干导演之一，新时期以来，他在北京、广州、上海和香港等地排了一些题材、风格、体裁各异的戏，如：《魔方》、《浴血美人》、《保尔·柯察金》、《哦，女人们……》、《情感操练》、《春秋魂》、《爱情泡泡》、《安娜·克里斯蒂》、《男儿有泪》、《绿房子》、《中国制造》、《第十七棵黑杨》、《庄周戏妻》、《赵氏孤儿》（越剧）、《霸王别姬》（黄梅戏）和音乐剧《羊城故事》、音乐剧《花木兰》以及他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的《雷雨》等。

王晓鹰的美学追求大体上可以从这本论文集的题名上表述出来：“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关于“舞台假定性”的基本观点集中体现在收在这本论文集中他的博士论文《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中。晓鹰惯于多样地使用假定性原则，创造意象，在自己的舞台艺术创造中努力追求诗意的意象化形象，在这方面为导演创作的假定性美学和导演的意象思维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和实践经验。

在生活、学习中晓鹰是一个爱思索的人，在艺术创作上可以说是一个善于沉思的艺术家，矢志追求戏剧的哲思的品格。

我以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本世纪初连续排演的三台话剧，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戏剧功能、戏剧美学认识的深化，这三台戏是：《死亡与少女》、《萨勒姆的女巫》和《哥本哈根》，这三台戏清晰地体现出作者追求对灵魂的关注与拷问。

中外许多戏剧艺术家（比如法国戏剧家阿托南·阿尔托）都在自己的创作中破译“关注和拷问灵魂”的命题，“文集”的作者立足于自己的生活感受、哲学修养和自己的创作个性，对“灵魂拷问”的命题有自己的敏感和追求。他说：“我喜欢这样的戏剧：在尖锐程度和紧张程度大大超出日常生活可能性的戏剧情境中，在近乎极端、近乎残酷的人生境遇中，灵魂受到逼迫，生命遭遇窘困，人物不得不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之下做特殊的挣扎和特殊的选择，于是人格释放出特殊的力量，人性焕发出特殊的光彩，灵魂在特殊的关注和拷问中呈现出特殊的品质和意义。”（《 遭遇法西斯与灵魂拷问》—《死亡与少女》导演补白）

晓鹰在二度创作中展现自己主人公的人性、灵魂的拷问时有几个有意义的特征：一、重视展现人物思想、人性的层层皱褶；二、把人性的褶皱，把灵魂的拷问导向展现人性的光辉；三、引导观剧的人们对自己灵魂的关注与拷问；四、创造诗化的意象来物化自己的哲思，激发观众的思索。

我非常赞赏作者在剖析人性时努力聚焦在展示人物灵魂的光辉。在《萨》剧演出中，导演把人物——演员推到观众面前，主要通过演员的表演去剖析萨勒姆镇镇民们的灵魂，把人物的心灵，把人性中的黑暗，当然，更把人性的光辉令人震撼地剖析在人们面前；剧中主人公普罗克托最后走上了绞刑架，而他，选择了尊严。

作者引导人们在观剧时关注自己的灵魂拷问，他说：“戏剧演的是你自己，舞台上的灵魂拷问的不单是剧中的人物，而且是你自己。”他还说：“因此我们需要这种‘在残酷情境下拷问灵魂’的戏剧，需要这样的戏剧艺术、需要这样的人生状态来扩大我们生命力感受的范围和深度。……我们只要用心面对了，便实现了对自身灵魂的审视和对自身生命的感悟，而戏剧艺术也就在此实现了其高尚的价值。”（《遭遇法西斯与灵魂拷问》—《死亡与少女》导演补白）在《萨勒姆的女巫》的导演构思中导演说：“如果无情的绞索高悬在我的头顶，我将如何选择？”一句质问拉近了演出和观众席的关系；从历史走过来的人们当然不会忘记，类似这样的人性和灵魂的拷问我们并不陌生。

作者在自己的导演创作中常常结构某种象征意义的造型艺术语汇，去触发和催化演出的理性思索，如在《死亡与少女》中，导演把这种人性剖析、把“遭遇法西斯”的哲理内涵外化成舞台意象——一个翩翩起舞的白衣少女与四个剃光头戴墨镜的黑衣人。在《萨勒姆的女巫》的演出中导演用吊在观众头上的若干绞索作为“催化”哲思的象征等，晓鹰在这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实验。

收在这本文集中的除作者的博士论文和导演阐述以外，还有作者论导演、论舞台美术、论戏剧的论文，几乎表述了作者戏剧美学追求的基本面貌。有意义的文字还有如“戏剧新时尚与阅读经典”及“重读经典”的论题。

作者说：“按说话剧艺术本身应该是一种以‘经典’为主流的艺术，但目前也面临着是保持‘经典’还是变成‘快餐’的价值选择。”他说，“戏剧艺术的内涵除了轻松和新奇之外，还可以让人感受强烈的情感，让人体味深刻的思想，让人领悟命运和观照灵魂，让人被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生命激情所震撼、所感召。”（《戏剧新时尚与阅读经典》）作者还认为：“没有‘经典’的文化是表浅的、浮躁的、实用主义的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内也许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但是‘回归经典’或者说‘重读经典’将会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前景。”（《主流戏剧、经典示范、非赢利性》——关于国家话剧院艺术定位的思考）。

这些见解透视着作者对当前戏剧现状的严峻思索。

曹禺老师在北京医院养病期间，我常常去向他汇报学院的工作，高兴的或是不高兴的事情我都向他讲，这已成为惯例。1993年2 月 13 日下午我陪同晓鹰去北京医院，这次主要是就晓鹰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的《雷雨》拟删去鲁大海这个人物的构想征询曹禺老师的意见。当晓鹰不无紧张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曹禺老师先是一愕，很快就开朗地说：“我同意！”而且安慰晓鹰说，“不过有些人的脑袋瓜子可不像你我这么想，将来会有批评你、骂你的，你要沉得住气，就说当时你和作家商量过的，作家同意的，就拿我来当挡箭牌！”我很激动地在旁边补充说：“万先生，将来排出来的《雷雨》，不一定是您完全同意的，但这是一个年轻导演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所进行的探索和实验。”曹禺老师沉吟一回后说：“……这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但是很有启发性……。”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王晓鹰在导演艺术创作中探索与实践二十余年，他在传统与现代中跋涉，翱翔，对于导演美学及戏剧现状的认识确有发现，有深化；他在这本文集中的论述，既有理论的价值也有现实实践的意义。当然，它是基于作者自己的生活感受、哲学修养、艺术个性，一定会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强调；他在自己的实践中也会有得、有失；这种艰苦而有意义的探索与实践可能也如曹禺老师在十三年前就晓鹰的“《雷雨》构思”所讲的——

“……这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但是很有启发性……”

2006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