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失衡》主要从财政角度分析需求结构失衡，尤其是其中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主要源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内外经济双重失衡的根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不解决，中国内外失衡问题不可能有效解决。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扩大内需，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就一直是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主要抓手，但收效甚微，因为在经验上，居民消费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0年已下降至37％以下，这远远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为什么宏观调控未能稳定并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本项研究试图从财政分权、财政政策等财政角度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分析。应该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已有文献讨论的收入分配差距、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二元治理等，但从财政角度研究的文献却很少。而实际上，在中国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挤压主要源于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因为在现行的分权体制和制度结构下，政府与企业更容易形成隐形战略联盟，从而形成不利于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政府出于竞争压力和增长目的，更倾向于采取有偏的财政政策治理经济，而这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有一定作用，但从长期看，由于受工具性约束和制度性约束，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所以不仅未能稳定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反而使居民消费意愿进一步下降。

整个研究包含八个部分，这八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有一定关联性，从不同角度分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财政原因。

第一部分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及其失衡程度作出判断，在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造需求结构变化与收入转换、市场规模和结构特征的关系等式，探究需求结构，主要是居民消费率变化的一般模式及其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数据模拟结果对我国需求结构变化是否偏离其变化的一般模式作出判断。

第二部分给出从财政角度研究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分析框架。首先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分权制度设计与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对中国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揭示前者引起后者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而对需求结构失衡的风险传递效应进行实证描述。接着对需求结构失衡中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可能的财政解决办法进行分析，构筑居民能消费、敢消费的财政体制与政策环境。最后对体制调整和政策选择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第三至第五部分主要从财政分权角度考察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财政体制因素。其中，第三部分主要从体制演进视角研究财政分权策略与政府财政支出意愿的关系，重点解释公共品供给不足产生的原因。第四部分主要从地区间竞争视角研究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策略选择，重点解释竞争压力与政府财政收支决策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五部分主要从激励结构视角研究分权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行为的关系，重点解释分权制度安排对公共品提供主体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影响。这三部分主要是对第二部分分权体制及其制度安排对需求结构主要是其中的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的深化。分析遵循的逻辑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源于公共品供给短缺，而公共品供给短缺又源于财政分权策略及其分权制度安排。

第六至第八部分主要从财政政策角度考察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财政政策因素。其中，第六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信心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信心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性。第七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信心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信心在财政政策调控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消费者信心非对称变化的财政政策因素。第八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消费意愿与财政政策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消费意愿趋势变化特征及其财政原因。这三部分主要针对第二部分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的深化。分析遵循的逻辑是：居民消费需求高低是否除了受收入约束外还受信心约束？消费者信心与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怎样的双向作用关系？消费者信心下降直接表现为消费者消费意愿的下降，在消费意愿下降过程中，财政政策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通过研究，获得了如下结论：

·在经验上，我国需求结构自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就开始进入失衡状态，其中水平偏低和下降速度过快是其主要特征。尽管失衡一直存在，但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如果考虑水平偏低的历史因素，需求结构失衡程度依然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当前需求结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高增长的必然结果。

·我国分权体制下的财政制度安排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财政原因。重新平衡需求结构，需要在现行体制框架内重构财政支出体系，构筑居民有钱消费、敢于消费的制度环境，同时确立以直接税为主的财政收入制度，构筑政府有效行政的激励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内生平衡机制。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财权划分为核心的财政分权策略是中国公共品供给相对短缺的根源。提高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和政府公共品提供意愿，需要重塑财政体制的激励结构，从财权意识转向公共责任意识，而不是仅仅解决财政体制存在的收支不匹配问题。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国地区间竞争正在由单纯的粗放式税价竞争转向财政支出竞争，财政支出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事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以及社会性支出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事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社会性支出增长滞后，直接导致公共品供给相对不足。

·分权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对地方财政收支决策构成了不恰当激励，造成地方政府严重的预算软约束和有偏的支出倾向。转移支付下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行为变异，直接导致转移支付资金难以充分转化为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

·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导致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使低收人群体难以充分参与经济增长成果分享，而且恶化了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预期，成为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财政根源。

·积极财政政策对恢复消费者信心作用显著，但作用效果在不同政策工具之问差异明显。扩张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虽在萧条时期对消费者信心有显著促进效果，但主要是通过增加社会性支出实现的；而快速膨胀的行政管理费却恶化了消费者信心，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主要源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与财政政策调控策略密切相关。中国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内需扩张政策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呈显著非凯恩斯效应。虽然财政收入政策的作用效果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在过去10多年中，我国财政收入政策总体上却是紧缩的。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失衡》的作者是李永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