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浪談的年代　楊澤

時代

．舒國治VS.鄭在東　麻將人生——麻將聲曾是社交的音樂

．駱以軍VS.林明謙　電動玩具——想要吃下整個中國

．黃有德VS.莊裕安　旅行——山不來我就到山那裡去

．蔡其達VS.劉克襄　棒球——當左外野撞到右外野

．陳昭如VS.于耘捷　地下電台——給灰黯的城市增添亮光

．卓明VS.李國修　表演——走進自己的箱子

．黃晴雯VS.戴晨志　主播——舌頭裡的評價

．徐宗懋VS.周玉蔻　記者夢——從偷翻公文開始﹖

情慾

．蕭蔓VS.馬汀尼　勾引——一種布爾喬亞的情調

．張亦絢VS.許秀雯　文藝少女——錯開男性凝視

．朱天文VS.蘇偉貞　情慾寫作——身體像一件優秀的漆器

．陳幼石VS.何春蕤　情慾——如何為女人的情慾正名

成長

．楊翠VS.楊菁　東海花園——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

．師瓊瑜VS.師雲山　老兵——哥哥爸爸去打仗

．小野VS.吳念真　父親——只能白描的形象

．唐光華VS.漢漢　成長——向真理的大海探索

．廖玉蕙VS.張曼娟　考試——比共匪更磨人

．趙一豪VS.林強　叛逆——站在世界的旁邊

．王墨林VS.王明輝　法西斯——在每個人的身體裡面

．柏楊VS.俞國基　人權——大人們都沒救了

．愛亞VS.周震　死亡——重量級捶笞

音樂

．汪其楣VS.童春慶　惜禮——環境中都是歌曲

．林谷芳VS.周渝　月兒高——傳統音樂生活的追尋

．孫瑋芒VS.戴洪軒　古典音樂——搖撼我，治癒我，拯救我！

．席慕蓉VS.席慕德　歌唱——隨著年齡變化的女高音

．何穎怡VS.翁嘉銘　樂評——市場從不給文化人機曾

鄉愁

．平路VS.陳芳明　鄉愁——我們共同的小名

．王拓VS.王嘉驥　鄉土——從八斗子走出來

．亮軒VS.章立凡　家鄉——隔著一條海峽

．廖咸浩VS.唐諾　族群——要別人和自己一樣﹖

美麗的變遷

．陳文茜VS.蔡康永　女人，我們需要一場美麗的革命

．張小虹VS.蔡詩萍　男人，缺少身體感的台灣男人

．黃春明VS.隱地　生活，對醜的一種抵抗

．蔣勳VS.張世 　居住，找尋下一個美的起

▼ 序

「縱浪談」的年代

．楊澤

1.

大抵世上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吧！大抵，從早到晚，一天之間，總會打破沉默，說上那麼許多話。照例，從清晨睜眼醒來，到夜裡閉眼睡去，人總是不自覺地說了許許多多的話。而這也算是芸芸眾生的一個定義吧——如果仔細想來，這麼些話當中，竟有大半是所謂「言不及義」者。如果人的話語，也有所謂環保、污染的問題，每天下來，每個人算製造了不少垃圾，也承受了等量的「噪音」。在我們的社會裡，一個成年人免不了天天要說那麼多「場合性」的語言，那麼多disposable——用過即丟，說過即忘的話。照章宣科的習慣一旦養成，不甚由衷的話一旦說多了，不僅真話不見，知音知己難尋，說真話的能力也就慢慢喪失了。

說話或交談，在我所熟悉的華人社會裡，就像「做人」般，長久以來是一種極世故的藝術。自然，相對於每個人的家世背景，對此事觀感，也可能有不同等級的領悟。但我是徹徹底底的，從小就極思反叛了！我從不能理解為什麼「孝順」要與「聽從、默從、忍從」等美德劃上等號。每回，輪到振振有辭的我把長輩的話忽忽「頂」了回去，我的賢良慈美，保守固執的母親只能氣呼呼地瞪著我，說：「你將來呀，去做「辯護」（律師）好了——」。過往本省人的家庭，向來以培養下一代人當律師、醫生為榮﹔很反諷的，從小到大，在家裡爭取發言權的漫漫過程裡，我早早就領會到那種阿Q般的，慘淡的勝利了。

過去，所謂「莫談國事」的年代，老於世故的成人不僅阻擋了自己，也阻擋了其他人的「言路」。典型的成人常秉持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絕不輕易得罪人的原則﹔他最怕的是交淺言深，或所謂「藏不住話」的年輕人。仔細想來，這乃是極其複雜的一種「內化」過程——也正由於成年人對外在世界的那番極複雜、極犬儒的感想、假設，他表現出來的立場便往往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相聚不談國事」的大原則，也因而，不難為眾人所一體承受。可想見的，如此形成的成人社會，其心眼、城府之深（絕不止於所謂「察言觀色」）。更慘的是，一代一代的人將錯就錯，大都這樣失去了天真風流。由於長久不能自由表現、表達自己，遂傾向於懷疑，人與人間，真誠平等的「自由談」的可能。

2.

1980年以來，我們目睹了一個逐漸延伸擴大的社會抗爭潮流，也就是所謂「爭取發言權」的時代的到來。此刻的台灣是前所未有，最喜歡說話，表達自己立場、意見的台灣。更是一個相信語言治療（talking cure），充斥各類心理書、「善書」，最多演講、座談、Call-in節目的社會。然而，從社會空間的開拓，從政治符號、圖騰的鬥爭，到晚近身體或慾望的再發現，各種「言路」、管道或已大暢，我恐怕，這不免仍是眾聲喧嘩——一個各說各話的年代。

去年時報出版，由張耀攝影、撰文的《打開咖啡館的門》，是一本引介西方咖啡館文化的書。這其實也是一本在翻閱瀏覽中即可得到不少樂趣的書﹔書頁間穿插大量歐陸各地咖啡館的照片，呈現咖啡館本身及咖啡館內外形形色色的人生風景，令人回味再三。作者遊蹤極廣，圖文敘述以其定居地維也納為主，巴黎為輔，同時觸及威尼斯、羅馬、巴塞隆納、阿姆斯特丹等城。最妙的是，此書題辭引用了某位（作者並未明言此人是誰）維也納藝術家的自述：「我不在家裡，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可謂「神來之筆」，一語道破了歐洲人兩三百年來在咖啡館喝咖啡，在咖啡館讀報、看書、辯論、寫作，藉咖啡刺激思考、帶動談興，形成各種學派、畫派及世界觀的最大秘密。

誠如張耀所說：「維也納和巴黎素為西方咖啡館兩大風格的翹楚，並駕齊驅。」維也納和巴黎過去是歐陸的兩大重鎮，也是啟蒙以來，西方城市史的雙璧﹔這方面，透過近三十年歐美文化史家的熱中發掘，早已蔚為顯學。遠的不提，光是以十九、 20 世紀之交為例，維也納這邊即有佛洛依德、馬勒、克林姆特等傑出人物在音樂廳、歌劇院以及幾個著名咖啡館之間走動。巴黎那邊，大戰前後的塞納河左岸，則有蒙巴那斯與「雙偶咖啡館」，畢加索、喬埃斯、史特拉汶斯基，和整個現代派藝術的大本營。那些煙霧繚繞、談聲不斷的咖啡館，屬於各個社會階層，而又帶有濃厚沙龍團體性質，不單開拓了自由思想與創作的空間，更是結合孤獨與交談、精神與食糧、個人與社會的文化俱樂部。

在台灣，這樣一種激盪撞擊、結合自我與他人的文化形式，也許仍有點遙遠（過去最典型的公共空間是廟口或公園榕樹下，大太陽的午後眾人聚集閒聊，無非泡茶話家常）。現在固然是解嚴後若干年﹔固然是，無庸置疑，一個「大鳴大放」的年代，恐怕大家只是急著把自己的話大聲說出，把話從喉嚨裡喊出，而不是從心底召喚出來。各種觀點、各種「論述」忽忽蔚為壯觀：政治的、反政治的、極端政治的、正確政治的﹔女性的、同性的、新男性的。這社會過去像患了隱疾，要多喝酒、「吃錯藥」，才願意開口說話（雖然表面上強調「見仁見智」、「各抒己見」，那只是釣餌、幌子），如今有機會說話，卻是「表而不達」，難以碰觸到對方，或與這世界建立深刻的交談關係。

如果你我只是逞口舌之快、各說各話，那麼就像在風口發聲，不僅違背溝通目的，也會模糊交談的意義。說話，交談原是一種從內到外的表達過程，追求的是知性誠實與感性誠實的結合（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honesty）。多少年來，你我不僅在自由、真誠的美德上大打折扣，更忽略了此一結合內外身心，有節奏、有意象，相當「戲劇性」的表達過程。

古人說：「言語乏味，面目可憎」。各式各樣的「談言」之外，「談人」因此也許更重要。「談人」是性情中人，也是知言、知音之人﹔說話也許不緩不急，缺乏明顯的戲劇性，卻往往能抽真理之絲、剝心靈之繭，把你我對語言、對世界的複雜感受召喚出來，刻劃成形。「談人」更是善於傾聽之人：善於傾聽他人，善於解讀生命及時代旋風的意象與聲音，復勇於介入那變化之淺灘急流。

換言之，我心儀的談人，乃是在撞擊激盪中誕生之人——為了追求一種自由開放的風格，「上天下地，無所不談」。我心儀的談人乃是話題不拘、時地亦不拘之人﹔此談人不僅樂於提供我們「友直友諒友多聞」的樂趣，同時也以其對自由真誠的十分執著，啟示我們大膽去追尋真理、真相的快感：一種近乎騎乘衝浪板，邀翔大海上的無窮魅力與快感。陶公有言：「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3.

1993年5月10日，母親節次日，有篇譯自德國《時代周報》的訪問記刊登於大半版的「人間」副刊上——篇名「人活著得自行打點」，副題是「一則母親訪問記」。

這其實是篇難得一見的「母子對話錄」，原是《時代周報》記者安德烈‧米勒回鄉採訪他「非名人」的母親所撰。依譯者前言，本文的原委是這樣的：八九年初春，德國作者彼得‧漢克接受《時代周報》記者訪問時曾說：真希望母親還在世，我就能「匍匐往見」，為她「精心設計一篇人物專訪」，只為「取悅於她，讓她高興」。這份遺憾，使當時的文化記者安德烈‧米勒決定身體力行，趁自己母親還在，為母親作一次訪談。

米勒母親，如大多數人母，乃一平凡女子。唯一不同者，米勒的「單親媽媽」經歷二次大戰艱苦日子，更熬過當年同村人對其未婚生子的不以為然。然而，這也是亂世、戰爭期間常有的事。訪問記的特別處並不在於米勒寫出了母親的真實故事，而在於，他使用了一台錄音機，突破母親心防，發掘了幾十年來埋藏在她心底的重要想法、感受。恐怕，世上絕大部分人很少有機會和母親深談，至少不是這樣說話、說如此多的內心話，且將話語記錄成文（你記得上回和母親通話的時間和內容嗎﹖）。此文感人處要在於，如前所言，它乃是你我真真難得幾回聞的「母子對話錄」：

安德烈：妳會哭，會喝酒。

母親：這不干你事。

安德烈：妳寫日記嗎﹖

母親：一直想寫，可是我寫不好。事後拿起自己寫的東西來看，總覺得廢話太多。要寫就該寫自己認為重要的事，但我覺得自己不重要。

安德烈：有次妳信上說：「我覺得越來越跟不上時代了，其他人都比我行，煮飯、洗衣、迷男人、養孩子……」

母親：我的天！那些鬼扯淡的東西你怎沒丟掉﹖

……

安德烈：生了我，妳引以為恥嗎﹖

母親：正好相反，有了你大概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事。

安德烈：真可怕！

母親：怎麼會﹖

安德烈：因為我很小時就想過要自殺。

母親：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人生在世，得自己想辦法自行打點。

……

安德烈：「藝術」一辭妳作何解﹖

母親：我聽音樂、看書。感謝卡夫卡！他的書讓我懂得三思，沒盲目崇拜希特勒。我一直記著他說的：有人有求於你，先答他三次不！然後好好考慮，也許可以答應。我是個始終有懷疑態度的人，有些人從不懷疑自己，老神在在的，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沒問題就搞定，我真羨慕。

安德烈：說羨慕其實是輕視。

我真不知道，安德烈‧米勒是怎樣作到的——「唬弄」（ㄏㄨ ㄌㄨㄥ）他母親上手，陪他、跟他說這些話。我只知道若干年來，每當我有機會回家（我是指南部老家），最大的成就恐怕就僅止於起早，陪媽上市場買菜，吃一碗道地的肉羹，回來看著媽切菜、作飯。我們母子間除了較固定的噓寒問暖（這也是母親最常表達關心的話題），說說久久不見期間，兩人作了麼，話話家常，便無其他。有時，我也會想到，媽媽也會想到，重提一些往事、翻翻舊帳——但我委實完全無法想像，要是我早有預謀地把錄音機拿出來，媽會作何反應。

4.

我懷疑，這是屬於我們母子倆的特別情形。我懷疑母與子，父與女，兩代間不能深談，是世代間的真實情況，也是相當普遍的問題。長久以來，兩代間往往只剩下些傾向形式、表面的老話題，許多話不能說、不願說，往往要透過轉述、懷念，等對方不在了才說。的確，到底是什麼，讓我在母親面前，除了沉默、撒賴、嬉皮笑臉、一隻耳進另一耳出等典型反應外，真想說的話反而說不出來﹖

人與人間，有話不能說或說不出，原因會是什麼﹖禁忌的話題﹔世故鄉愿導致彼此懷疑﹔不能理解或接受對方觀點（譬如代溝）﹔日常語言不足以充分表達（所謂「言不盡意」）……。我的母親，大半輩子活下來，歷經了不同時代的不少事。如同安德烈‧米勒的母親，她也目睹了二次世界大戰（跑空襲、疏散到鄉間），同樣是「既平凡又非凡」的一般人。但我知道（我又不知道），有許多深刻的故事、記憶及意象，此刻再不動手發掘，恐怕就要永埋在心底。

然而——我不知道，我們母子，或者一般母子之間的不能深談，會是卡在那一點上﹖如果沒有其他解釋，可否逕呼之為一種「知性與感性的怠惰」（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idleness）﹖或者還是一種無意識的逃避——逃避自我與「家庭羅曼史」「family romance）的深層連結﹖

我記得生平見過的第一台黑白相機（較便宜的Rico機種）。記得第一次用它來拍自己，拍家庭、家族照的那種興奮與期待。從黑白到彩色，照片最能傳遞記憶、影像，訴說故事，甚而保存記錄人物獨特的面目風采。「一張照片抵得千言萬語」﹔照片簡潔有力的影像，委實有語言文字不能及的。而家庭照相簿的發明，允為人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我們把一張張照片，依時間、年代，集結成厚厚底冊頁，記憶彷彿觸手可及。在這樣極溫暖親切的記憶裡，我們似乎也為「自我」、為其背後的「家庭」找到了一種來歷，建立了一種歷史。

然而，一旦你我離開了家人，攜帶家人或自己兒時的照片，在家以外的路上行走，也就永遠被放逐在一種懷念回想、自言自語的狀態裡。端詳照片中人，透過照片中眼神、光影的層次，照片頗能製造一種幻覺，讓你我誤以為可輕易地穿透、抵達對方的「內在」。但如果我們不能更進一步，主動尋求與對象往返交談，甚至借用一問一答的公案形式，再三辯證彼此的存在和感受，這個「內在」就可能淪為一種純主觀的想像，空洞空洞的回響。

5.

寫到這裡，不免想起另一位德國人和他的母親來。大約二十年前，為了反擊瀰漫在社會上的新納粹恐怖陰影，九位不同黨派、觀點的德國導演合拍了一部集錦電影《德國之秋》（1977）。其中感人至深的，公認非法斯賓達所拍段落莫屬。他以極其粗糙的記錄片手法（近乎家庭V8的不穩定、不安效果），專訪自己母親——觀眾看著他，一路對母親窮追猛打，只為揭露法西斯意識（或無意識）的來源，以及，對母親一代受過納粹統治的人而言，戰後民主的可能意義。民主與法西斯，法斯賓達和他的母親，兩代間的一問一答化成了片中的撼人影像，深深觸動了「自我」與「歷史」的情感深處。誠如法斯賓達在片中所言：「此時，大家除了述說自己，別無可為。」

解了嚴、鬆了綁，在快速變化的台灣社會裡，不管是個人、家庭或社會，都承受了極大衝擊。在快速變遷的時代，由於不間斷的拆與建，台北人有時不免認定，台北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地」。但如果，我們盡可能地時間拉長、把空間拉遠，改以「第三世界現代化過程」的偶然與必然來看台北，那麼——相對於拆建得更全面、更生猛的深圳和浦東——台北已然是，恐怕是，甫落成即已落伍了的，現代的廢墟（faded modernity）。

此廢墟怕不僅僅是，矗立於外在世界的，摩登物質文明的廢墟，更是「歷史的廢墟」。這是一種極其特殊的，屬於台灣社會、歷史的「延異」現象：台灣的過去、現在、未來，在時空快速激烈的擠壓下，混血雜種的文化形式早已成了我們身上的胎記。

在此奇特的歷史環境下，旋風般因快速擠壓而接近暈眩、中空的狀態裡，歷史身世的再追尋不單變得益發複雜，也顯得益發迫切。如果，我們仍然以家庭紀念照、家庭史為喻，那麼，不試圖去把握，周遭變化中新舊駁接的內外真實，不快快把照片拍下來以作為整個社會大家族往後的觀照與見證，豈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的確，在這樣既現代復「後」現代的廢墟背景下，在這樣既新且舊的「台北之秋」裡，恐怕除了述說自己亦別無可為。那麼，號召整個「社會家族」的成員，每個人效法米勒或法斯賓達「匍匐往見」自己的母親，為她的大半生「精心設計一篇人物專訪」，且留影造像，也許絕不是一件完全無意義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