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许应该庆幸，在当今的时代，战争和暴力，作为人与人之间一种最野蛮的对话方式，在文明世界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憎恶和唾弃。即便是那些将诉诸武力视为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不得已而偶尔为之的一种必要手段的政治家，也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手段。然而毋庸讳言，如果将人类文明史比做一幅漫长画卷的话，那么，随着这幅画卷的徐徐展开，扑面而来的，必是漫地的战火硝烟，震天的厮杀呐喊，金戈铁马，鼙鼓铜琶，千载之下，犹隐约可闻。可以说，战争与整个人类历史是相伴而生的。不可否认，战争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和劫难的同时，也是不同民族间促进文化交流、实现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对话手段，尽管其本意也许并不在此。因此，军事史能够成为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西方史学的开山之作、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一部“希腊-波斯战争史”，这就更不用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了。

爱德华·克里西的这本《从马拉松到滑铁卢》，已经成了西方军事史学的经典。此书初版于1851年，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畅销的著作之一，据说，当时只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迈尔斯的励志经典《自助》与之差堪比肩。有人统计，自1851～1894年，43年间此书一共再版了38次，其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作者在本书中首次提出的“决定性战役”（Decisive Battle）的概念，后来变得非常流行，并引起许多历史学家的效仿。粗略统计一下，这些书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克拉伦斯·沃顿（Clarence Wharton）1930年出版的《第十六场决定性战役》，他把德州独立战争的最后决战补充进了克里西的清单中；1954～1956年，英国历史学家J．F．C．富勒（J.F.C. Fuller）出版了他的军事史巨著、三卷本的《西方世界的决定性战役及其对历史的影响》，补充了1920年的华沙战役；1964年，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B．米切尔（Joseph B. Mitchell）以克里西的著作为基础进行了增补，出版了《世界的二十场决定性战役》，补充了维克斯堡战役（1863）、萨多瓦战役（1866）、第一次马恩河战役（1914）、中途岛战役（1942）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1943）；1976年，诺贝尔·弗兰克兰（Noble Frankland）和克里斯多佛·道林（Christopher Dowling）出版了《二十世纪的决定性战役》。一部著作在后世引起了这么多的“效颦”或“续貂”之作，在出版史上大约也是不多见的吧，从中，或许能看出克里西这本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克里西在选择这15场战役时，既不是根据双方投入的兵力规模，也没有依据伤亡人数的多寡，而是选择那些在他看来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战役。换句话说，如果这场战役获胜的是另一方的话，此后的历史图景将大为不同。然而，历史从来都拒绝假设，正如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历史中没有‘假设’的容身之地，为了将它排除在外，我们必须确认并不断重申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后世史家也有不少人对克里西的观点提出质疑：克里西将人类历史的进程系于某场“决定性战役”的胜负成败，是否失之片面？人类历史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决定其进程的，是更深层次的制度和文化力量，而不是那些可能影响某场战役胜负的、变化无常的因素（诸如将领的才能、军队的纪律，以及士兵的勇气之类）。比如，影响深远的法国年鉴学派就认为：历史中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些长期而深层的客观现象：地理气候、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人口构成，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所有这些因素都远不是个人能力所能控制的。在布罗代尔看来，即使是诸如军事冲突这样的戏剧性事件，其对于长期的结果，也影响甚微。不过，要讨论这样的理论问题，恐怕就不是我这样的门外汉所可置喙的了。

除此之外，克里西笔下的“决定性战役”大多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一系列的事件，基本上都与决定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政治疆界有关，唯一远离欧洲边境的战役，发 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说到底也还是与欧洲（英国）有关。在今天看来，这种狂妄自大的欧洲中心主义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不过，后世读史者，对于历史，自然应该有寅恪先生所说的“同情之了解”；而对于历史学家，又何尝不该如此呢？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如日中天，有幸躬逢其盛的人，胸中的万丈豪情，难免要滋生出骄矜之气，这是那个时代的通病，大约也是人情所不免吧。

书中的注释，除标明“原注”者外，其余均为译者所加，不当甚或错谬之处，想必难免，还望读者诸君不吝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