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在基礎理論層麵，澄清瞭一些重要概念。例如，針對國內外不少人將公共經濟與公共財政相混淆的情況，作者對這兩個基本範疇作齣瞭明確界定，認為公共財政隻是公共經濟的一個重要側麵和組織部分，具體地說是為旨在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經濟活動籌集、分配和管理物質資源的事務。又如，以往人們在論述政治體製和財政體製時，基本上都使用事權與財權的概念，即注重權力、權限的劃分和配比，而本書作者認為以往重“權”隱“責”的體製理論觀念和研究方法，是導緻公共經濟體製實踐中常見的有關活動主體之間爭奪權力、推諉責任弊端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公共經濟體製安排中應當明確界定的道德是公共經濟責任在各有關主體之間的配置，然後纔能據責授權，使權限與責任相匹配，從而使整個公共經濟體製圍繞有效履行提供公共物品責任這個中心來建立和運轉。根據這一認識，作者在本書較為係統地分析研究瞭我國公共經濟體製改革方案設計中有關各方橫嚮與縱嚮責權的閤理配置和明確界定問題。

作者從製度和體製的層次上研究公共經濟與公共財政本質，將民主與法治原則體現於我國公共經濟體製各環節改革設計中。與很多側重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的範圍界定和公共財政的收支結構調整，而很少論及公共經濟、公共財政與民主、法治聯係的作品不同，該書作者認為，公共經濟和公共財政的深層本質在於從製度和機製上體現民主與法治原則。因為公共經濟和公共財政的權力來源於公民大眾固有權利的依法讓予或委托，其決策仍必須遵循民主程度（即真正的公共選擇），以便充分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其執行也必須遵循經民主程序認可法製，無論執行過程還是執行結果都要公共、透明，以便在公眾監督下確保公共資源高效使用並防止腐敗的發生。

該書運用馬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方法透視公共經濟學及其曆史發展，對公共經濟學的中國化提齣概要設想。作者認為，在將西方公共經濟學中國化過程中，不僅要吸收藉鑒西方理論成果，而且應當努力發掘中國曆史先賢創造的公共經濟學思想加以補充，使之更加豐富和完整。這是因為，盡管公共經濟學較完備的理論形態産生於近現代西方國傢，但公共經濟思想卻源遠流長，而且其産地也絕不僅僅限於西方國傢。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許多曆史先賢在研究國傢及其財政管理過程中曾經闡發過大量的公共經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