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震（1882年－1938年），字百裏，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寧州硤石鎮人。中國近代軍事理論傢，陸軍上將。

[編輯] 生平

蔣氏啟濛於鄉間私塾，接受傳統教育，1898年通過科舉鄉試成秀纔，1899年入浙江求是書院，學「實學」。1901年，因獲地方官員賞識，受其援助赴日留學。蔣氏入讀清華學校，繼而肄業於成城學校。這期間，蔣氏組織浙籍留日學生成立同鄉會，編印刊物「浙江潮」，同時擔任首屆主編。此外，蔣氏亦多次參加留日學生的學生運動，並在當中認識瞭同屆士官同學蔡鍔與其師梁啟超。

1906年蔣氏迴國，在趙爾巽幕任督練公所總參議，但為張作霖等舊軍人物排擠，同年赴德深造軍事。1910年再迴國，得士官同學良弼提拔，就任禁軍管帶，後轉趙爾巽幕再任前職。然而鏇即發生武昌起義，同省同屆的士官同學蔣良簋時任浙督，蔣氏受其邀而任浙江都督府總參議。其後拜門師蔭昌薦蔣氏於袁世凱，袁氏遂任蔣氏為保定軍官學校校長。由於經費受陸軍部製肘，曾因此發生瞭一宗蔣氏自殺未遂事件，輿論嘩然。1913年蔣氏因此轉任為總統府軍事處一等參議。

1916年，袁世凱稱帝，蔣氏齣逃至廣東，響應蔡鍔興兵討袁。不久袁氏憂死，會蔡鍔亦有疾，遂陪同蔡鍔至日本就醫。後來蔡鍔不治身亡，蔣氏因而失去政治靠山，遂在1917年任黎元洪總統府顧問。往後數年間，蔣氏公職清閒，閒來著書立說，擔任一些雜誌的編輯、組織詩社等。1925年為討張作霖，任吳佩孚總參謀長，後來吳佩孚決定聯奉擊馮，蔣氏遂辭而投靠孫傳芳。接著孫傳芳又嚮張作霖靠攏，蔣氏又離開孫傳芳。1929年，唐生智擁兵討蔣介石，因蔣氏與唐生智過從甚密，且唐為其保定軍校任職校長時期的學生，遂受牽連被國民黨收押入獄，至1931年纔得以獲釋。

1933年赴日考察，迴國後提齣中日之戰不可免，提齣國民政府備戰，並擬就多項國防計劃。1935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奉命以特使身份到歐洲考察軍事，並秘密遊說德、意支持中國。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蔣百裏在西安參與調解。抗戰開始後，發錶《抗戰的基本觀念》，斷定以「全民抗戰」、「持久戰」，日本必敗。1938年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同年11月4日病逝廣西宜山，享年56歲，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死前，盛讚蔣介石繼承三韆年抵抗力，緊握四萬萬人身心。

[編輯] 佚事

傳聞在日本軍校，就算蔣百裏不拿第一名，日本人仍然拿不到天皇賜刀，因為當時的第二名是蔡鍔。

1911年，蔣百裏從東北逃亡，張作霖素惡其人，派人追殺至火車上。蔣氏因內急，火車上的職員打開瞭洗手間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鎖(原本火車在發車前不會供人使用洗手間)，因而得免。

1913年蔣百裏任保定軍校校長時，曾因校務有求於陸軍部被拒，有感失信於學生，集會時在師生麵前以手槍自戕，幸有侍從迅速將槍奪下。之後結識日籍看護佐藤屋子，與其結婚，婚後佐藤屋子改名為左梅。二人之女蔣英是著名音樂傢，為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之妻。

1937年蔣百裏在廬山為國民黨高級軍官講學，將其所著結成《國防論》。蔣百裏其他著作有《孫子新釋》，《歐洲文藝史》等，結集齣版有《蔣百裏先生全集》。

有研究者將其人生分作，早年、中年、晚年三個階段。縱觀其一生來看，其際遇的轉摺，該三個階段的分界確是顯而易見的。早年階段，意指蔣氏齣生至1916年，而1916年的轉摺處在於蔣氏失去蔡鍔這位摯友兼其政治靠山。這時候，蔣氏少年得誌，日本大正天皇賜刀一事，已令其名揚海內，其迴國後也活躍於時局。而且蔣氏的齣身與經歷，也是很多清末民初精英的典型，實為研究者值得珍視的一環。中年階段，意指1916年至1930年，受唐生智牽連而成為階下囚。這時候，蔣氏退齣主要政治舞颱，居閒職令其有餘暇撰文，得以組織其國防理論。當中，蔣氏推動湖南、浙江兩省的聯省自治運動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二十年代中期，蔣氏本有機會東山再起，可惜誤投政治籌碼於孫、吳。北伐早期，對蔣介石餌之以總參謀長不為所動；北伐剛成，對蔣介石命之以勸誘唐生智抵死不從，似乎已註定其琅璫入獄的下場。晚年階段，意指1931年齣獄後至其1938年死去。這時候，由於先前誤投政治籌碼，在蔣介石主政之年，自是有誌難伸。然而由於蔣氏頗有名氣，蔣介石亦利用其擅長的羈縻手段應付蔣氏。先是命其為特使赴歐，後任其為陸大的代理校長。蔣氏仕途雖不得誌，唯其戰略觸覺益發老練，寫下不少猶如「預言」的論文，屢於事後應驗。就如蔣百裏的《日本人 一個外國人的研究》和《抗戰的基本觀念》對抗日戰爭進行的預測，與事實基本一緻。可見其戰略水準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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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百裏（1882—1938），名方震，晚號澹寜，筆名飛生、餘一。以字行。浙江海寜人。祖父蔣光熙（號沐公）為著名藏書傢與刻書傢，父親蔣學煦（號壺隱）以行醫為生，母親楊鎮和為海鹽秀纔、名醫楊笛舟之獨生女。十三歲父亡，十六歲考中秀纔，十八歲被聘為同邑橋鎮孫氏之塾師。十九歲得桐鄉縣令方雨亭（國民黨健將方聲濤之父）、杭州知府林迪臣、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監院陳仲恕（陳叔通之兄）三人資助，東渡日本留學。二十九歲齣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三十七歲與梁啓超、徐誌摩等共赴歐洲考察。五十四歲齣麵斡鏇“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關係。五十六歲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國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代理校長，攜全傢取道湘桂赴任，事必躬親，心力交瘁，長辭於廣西宜山。一九七一年颱灣傳記文學齣版社齣版《蔣百裏先生全集》，蔣介石題簽。

一九三七年初編撰《國防論》，告誡中國之“恐日者”：“……韆言萬語，隻是告訴大傢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該書影響遠及海外，“二戰”名將艾森豪威爾、濛巴頓等多次引用之。

一九三七年鞦鼕，國民黨節節敗退之時所寫《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文，斷言日本之黃金時代已過，“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一時洛陽紙貴，被黃炎培贊為“有光芒使敵膽為寒”。

目錄

序

導言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伊大利之文藝復興（上）

第三章　伊大利之文藝復興（下）

第四章　法國之文藝復興（上）

第五章　法國之文藝復興（下）

第六章　北歐之文藝復興　弗蘭特　日耳曼　英吉利

第七章　宗教改革（上）

第八章　宗教改革（下）新教之流布及舊教之改良

第九章　結論　文藝復興之結束

本書之撰，蔣氏本人謂依據法國巴黎大學圖書館主任白黎許（Smédée Britch）所做臨時講演“參酌群書以補成”，梁啓超則謂“不過取材於彼”，“至於論斷，則皆百裏自攄其心得”……

本書一九二一年問世，十四個月內連齣三版。全書約五萬言，梁啓超作序，“下筆不能自休”，亦得五萬言，與原書字數等。“天下固無此序體，不得已宣告獨立，名曰《清學概論》，彆索百裏為餘序”，成就一段空前未有之文壇佳話。

梁啓超以“極有價值”評本書：“然則此書者，吾不敢徑指為百裏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窺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吾證其為極有價值之作，蓋述而有創作之精神者也。”

金寶山以“第一”評本書：“蔣百裏撰寫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是我國人士所撰有關文藝復興的第一本著作。……蔣百裏在文中提齣的‘人之發見，世界之發見’兩點，正是‘民主、科學’的生動注腳，符閤時代精神。”

著名文史學傢曹聚仁讀過本書後，以達·芬奇之“多方麵的光芒”評蔣百裏：“百裏先生也是這樣一種人物，一生既為軍事學傢，又為政論傢，也擅長文史研究，詩詞都不錯，字也寫得很好，說話滔滔不絕，風趣橫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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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文學傢萊濛托夫在《當代英雄》中有這樣一句名言：“不論什麼書，序言總是寫於最後麵而放在最前。”這隻是說明序言在文章中的順序問題。而《辭海》對“序跋”是這樣解釋的：“文體名。序亦作‘敘’，或稱‘引’。是說明書籍著述或齣版意旨、編次體例和作者情況等的文章，也可包括對作傢作品的評論和有關問題的研究闡發。古代多列於書末，如《史記·太史公自序》等。後者一般置於書前，而謂列於書後者為‘跋’，亦稱‘後序’。兩者體例略同，因閤稱序跋文。”從序言在書籍中順序的變化可以看齣，序的次序並不重要。而有些序跋本身帶有書評性質，這正好暗閤瞭：“有些書評，包括序跋一類的文章，在看所評的書以前值得一讀，在看原書以後也值得一讀，其本身就是具有一定學術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獨立成篇的好文章。”的確，序跋一類的文體不應隻是客套話，而應是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好文章。

《清代學術概論》就是具有序體文意義的一部佳作，它的寫作也是學術史上饒有興趣的一段佳話。事情原本是這樣的，“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索餘（指梁啓超）序，吾覺泛泛為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故無此等序文。脫稿後，隻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梁啓超的五、六萬言的《清代學術概論》是一長篇序言，對於《歐洲文藝復興史》是一個完美的注腳。但因為《清代學術概論》字數過多，所以梁啓超又為《歐洲文藝復興史》寫瞭一篇四百四十餘字的序言。更有趣的是，梁啓超請蔣方震為《清代學術概論》作序，而根據硃維錚先生的說法，蔣方震曾嚮梁啓超文學並執弟子禮。老師請學生作序，鮮有所聞。

長達五、六萬字的《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竟然隻用半個月的時間就完成瞭，真是奇跡！雖然梁啓超自己說，1902年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清代學術概論》的基礎和藍本，但《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隻有很少一部分是涉及清代的。所以，從中我們可以窺見梁啓超先生的天纔。當然，從1902年起，梁啓超就開始對中國學術思想曆史進行重新思考，如1918年他曾為子女講授“前清一代學術”。可見，在《清代學術概論》完成前，梁啓超已經對中國學術思想曆史特彆是清代學術進行瞭長時間思考。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在學術界影響深遠。鬍適曾經說他喜讀這篇文章，因為“這是第一次用曆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因此，《清代學術概論》受到讀者歡迎也就不足為怪瞭。硃維錚稱《清代學術概論》為“清學史的經典名著”、“非天纔的天纔論述”，這種評價是相當高的。無論是從讀者的贊譽，還是從學術界的爭議來看，《清代學術概論》引起的反響是很大的。

既然梁啓超和蔣方震相互作序，那麼他們自然會也很多共鳴。對梁啓超在《歐洲文藝復興史》序中的“吾試言吾國之文藝復興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 ，蔣方震深錶同意。因此，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錶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誌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其盛衰之跡，恰如前結所論之四期。”概言之，作者都是在中國社會麵臨嚴重社會危機的背景下進行寫作的。20世紀上半葉，中國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中國的各個階層登上曆史舞颱探尋救國之路。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中西文明以及采取何種姿態利用中西文明。第一次世紀大戰後，如何看待西方的自然科學集中反映瞭如何對待兩種不同文明的態度。梁啓超順應國際政治的變化，提齣“科學並非萬能”的觀點。鬍適、李四光、梁漱溟等都提齣瞭各自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看法往往成為兩種極端，要麼是極端西化，要麼是極端傳統。在這種情形下，梁啓超的“科學並非萬能”論很容易將人們引嚮傳統主義。實際上，如何看待中西文明絕不僅僅是理論探討可以解決的。在曆史前進的腳步中，人們越來越有瞭清醒的認識。

《歐洲文藝復興史》和《清代學術概論》又有很多不同。首先，《清代學術概論》隻涉及思想而未涉及文藝方麵，而《歐洲文藝復興史》則對兩方麵都有論述。蔣方震指齣，文藝復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為美術上之文藝復興；即中古時代之美術，受希臘羅馬藝術上之影響，而大放光明之謂。”“廣義為思想上及文學界之文藝復興。”因此，在研究對象上，這兩部著作是有差彆的。雖然，梁啓超在書中講到清代美術不發達，但絕不至於一無所論吧！其次，兩書的寫作綫索是不同的。《清代學術概論》以“生、住、異、滅”總結思想的變化。“生、住、異、滅”固然可以反映事物的變化，但用來分析具體事件則容易導緻絕對化，從而犯相對主義錯誤。《歐洲文藝復興史》以文藝復興的流變突齣社會和時代的變遷。再次，《清代學術概論》著眼於學術評論，是一部思想史，作者未將其置於寬廣的社會背景中。《歐洲文藝復興史》則背景宏大，在社會風氣中探討文藝，在文藝中探討社會以及學術思想。而之一點恰好反映瞭兩書在寫作深度上的差彆。蔣方震為《清代學術概論》作的序恰好是《歐洲文藝復興史》的自序。在序言中，蔣方震提齣瞭幾點疑問：“顧何以康熙以後，截然中輟，僅餘天算，以維殘壘？”“顧何以方嚮轉入經典考據者，則大盛，而其餘獨不發達？”“顧此說獨為當時所忽視，不惟天贊成者，且反對之聲而不揚？”這些關係到中國的命運和走嚮，蔣方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齣迴答，也是他寫作《歐洲文藝復興史》主要基點。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增加三節也試圖說明這些問題。可惜的是，梁啓超並沒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深入探討這個問題，這就與《歐洲文藝復興史》形成瞭鮮明的對比。蔣方震的序是《歐洲文藝復興史》的點睛之筆，這也是《清代學術概論》最大的敗筆。正因為這樣，《歐洲文藝復興史》的社會意義遠非《清代學術概論》所能比擬。梁啓超以清代學術和歐洲文藝復興作比較是很不確切的。文藝復興藝復興古希臘、羅馬為口號，反對中世紀的宗教政治，因而近代經驗論中齣現實驗科學精神。如果說清代學術也是文藝復興的話，清代復興的是隋唐、魏晉還是先秦？梁啓超未加說明。並且，復古是為瞭打破傳統，而清代學術和宋明都是傳統。所以，毋寜說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文藝復興。此外，蔣方震在《歐洲文藝復興史》中揭示瞭一個重要的現象：文明交往及其本土化。從意大利發源的文藝復興，在不同國傢形成不同的特色。如意大利美術重想象，北歐重寫實。意大利美術文字復古多，而北歐宗教復古多。從地理環境上講，意大利更易於接受古希臘、羅馬風氣，而北歐更重視內在關照。此外，蔣方震還提及語言在文明交往中的作用，戰爭成為法國接受意大利風尚的一種形式。如此種種，《歐洲文藝復興史》為我們提供瞭文明交往的視角和素材。

總之，《清代學術概論》的影響僅僅限於學術界，而《歐洲文藝復興史》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為世人探尋救國之路指引瞭方嚮。但兩部著作寫作的緣起成為學術史上的佳話，對今天寫作書評和序言依然具有藉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