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活动，有其特殊的运行机制。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它遵循着人类思维运行的规则；作为学科性知识生产活动，它遵循知识生产的内部规则；而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创新活动，它还受知识生产主体所在社会的制约。如果视人类的思维能力与知识生产的内部规则为恒定不变，则影响知识生产最大的因素乃是外在的社会制度。

大学是一个特殊的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的教育教学活动、科研活动、社会服务活动与知识生产活动密不可分，互相提升。大学的知识生产活动因教育教学活动而深受影响，毕竟大学首先是作为教育教学机构而存在的，其知识生产活动依赖于教育教学活动的人力基础与物质基础，也依赖于大学内部的制度环境。

大学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孤岛。当知识与利益、知识与权力互相缠绕在一起时，教育与知识生产活动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它自身以外力量的干预与控制，并由此而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但大学并非完全的被动。从历史角度来看，大学与外部力量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学总在寻求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因为教育教学活动与知识生产活动有着自身运行发展的内部规则。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受约束，而是意味着遵循教育与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则，通过自律来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政教相维传统的国家里，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国大学自其诞生以来，就作为政府改革的利器而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大学在中国发展中仍居于战略性的基础地位。大学外部的制度环境必然影响到大学的内部制度，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知识生产。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治道的不同，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大学的功能发挥也各不相同。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到当下160多年的历史时期，就政府与民间社会关系来看，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型态：1840年至1949年为无序型社会， 1949年至1977年为总体性社会，1978年至今为治理型社会。每种不同的社会型态，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大学知识生产状态及其所形成的知识型也各不相同。

在无序型社会，政府丧失了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其权力微乎其微，很难渗入大学内部，大学几乎成为一个自治组织，教学与知识生产活动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规则展开。中国现代大学产生于无序型社会，可谓应运而生。大学的教学活动与知识生产活动最终导致了传统德性伦理知识型的变迁，一种带有科学、民主色彩的知识型不断地孕育、成长。

在总体性社会，政府是领导型全能政府，大学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一切都纳入政府的管制之中，大学失去了自主权，大学知识生产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在政府的领导下，大学知识生产的结果是形成复式簿记式知识型。

在民主开放的治理型社会，大学逐渐获得了自主权，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及社会之间开始处于相对独立的体系之中；同时，它们也处于互相开放的状态之中：大学向政府与社会、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思想、理念与智力资源，保持并促进社会变革与发展。在自主发展以及与各方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大学知识生产形成了实利主义知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