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组织编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草原执法工作的专著。
本书以草原法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我国草原执法的概念、草原执法主体及其职能、草原行政处罚、草原执法的监督、行政法律救济以及草原执法文书的制作及归档管理等方面内容,是现代法律理论和草原行政执法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对我国草原行政执法内涵的权威诠释。
本书是各级草原行政管理、草原监理人员以及基层干部和农牧民学习草原法律知识的重要读本,也适用于相关院校在教学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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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厚重的著作,甫一捧读,便觉一股澎湃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它以一种近乎史诗般的笔触,勾勒出了我国北方广袤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作者并未将焦点局限于单一的行政或法律层面,而是巧妙地将生态变迁、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演变与中央王朝的权力辐射范围紧密编织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动态而复杂的历史画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有效管辖”边界的探讨,那种细致入微的考证,仿佛带领我穿梭于汉代的亭障、唐代的羁縻州,乃至清代的理藩院体系之中。它不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堆砌,而是通过大量鲜活的案例——比如对某一特定部落的册封、对某一地区水源利用权的仲裁——来展现法律精神是如何在广阔且流动性极强的地理空间中被实践和塑造的。我尤其喜欢作者引入的“空间正义”概念,用来解释不同部落实地执行差异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这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传统“法治”概念的理解。读完后,我不再把草原看作仅仅是需要被管理的“边疆”,而是将其视为中国治理智慧持续演化、自我革新的关键场域。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极具匠心,它不是按时间顺序简单铺陈,而是采取了“主题聚焦与对比延伸”的叙事策略。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探讨近代以来“草原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应对跨区域犯罪(如盗马、走私)挑战的章节。他通过对比沙俄势力渗透时期,沙俄边疆法庭与清廷治边机构在处理同一案件时的司法冲突,生动展示了“法权真空”地带是如何被外部力量利用的。这种国际视野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格局。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对“权力下放”的辩证分析。他清晰地指出,早期中央授予盟旗的自治权,在特定时期内有效维护了草原的稳定,但同时也为后来的地方势力坐大埋下了伏笔。全书的笔触非常冷静,不带丝毫褒贬色彩,只是客观地呈现了制度选择背后的复杂权衡,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修正和深度思考,与其说是在读一本关于“执法”的书,不如说是在学习一门关于“复杂系统管理”的智慧。
评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深度的著作,但其魅力在于它能够将深奥的理论讨论,巧妙地融入到具体而微的社会场景之中,使得即便是对法制史不甚精通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其思想的穿透力。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关于“身份认定与法律适用”的论述。在草原这一多民族、多宗教交汇的区域,一个人的“法律身份”(是牧民、是猎户、还是依附于某部的流民)往往比他触犯了哪一条具体的法律条文更为重要。作者详尽地分析了清代“八旗”与“理藩院”体系下,如何通过户籍、服役和税赋记录来确定个体适用的法律规范,这种基于动态身份的差异化执法,体现了极高的适应性。阅读过程中,我几次停下来,反复思考作者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在流动性极强的边疆社会,建立一个“一刀切”的刚性法律体系,其代价可能远远高于接受一套灵活、多层次的、甚至带有“地方特色”的治理模式。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有力地挑战了我们对“统一法制”的传统想象,展示了“适应性治理”的深刻智慧。
评分坦率地说,初翻此书时,我曾担心它会陷入枯燥的法律文献分析泥沼,然而,作者却以一种近乎文学的细腻,将冰冷的法律条文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书中对于“人”的关注,远超出了“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的二元对立。例如,关于游牧民族的“可被解释性”法律实践的分析,简直是令人拍案叫绝。作者通过对一系列口述史料的梳理,揭示了在草原上,一项法令的最终效力往往取决于地方头人的诠释能力和基层牧民对权威的集体认可,而非中央公文的正式下达日期。这种“活的法律”形态,与东部农耕社会的严格遵循形成了鲜明对比。最让我震撼的是其中对“环境执法”早期形态的描述——当草原的承载力达到极限时,游牧社会的自我约束机制(无论是宗教禁忌还是部族约定)是如何被激活,并起到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更强力的约束作用。这使得本书超越了单纯的法学范畴,上升到了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如何在其特定的地理和文化限制下构建秩序的哲学探讨。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极为克制和精准,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牧人,知道何时该放慢脚步描摹细节,何时又该扬鞭疾驰,展现宏观图景。它最吸引我的是其中关于“规则的模糊性”如何成为一种管理智慧的论述。在探讨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国家概念的引入,传统基于习惯法和部族契约的草原治理模式如何与自上而下的成文法体系发生剧烈冲突时,作者展现了惊人的洞察力。他没有简单地判定谁优谁劣,而是深入剖析了这种冲突中产生的“灰色地带”——那些看似混乱的法律真空,实则是地方权力与中央意志进行持续博弈和妥协的产物。例如,关于牲畜产权争议的处理机制,书中详细对比了清初的“盟旗审判”与民国时期引入的司法调解,那种层层递进的制度变迁,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法律的生命力不在于其文本的完美,而在于它与现实土壤的贴合程度。全书的论证逻辑严密,引用的原始材料丰富且多样,读起来酣畅淋漓,每一次翻页都像是揭开了一块关于“边疆治理”的陈年旧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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