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上海的都市法治文化建设，提高市民的法律素质，进而增强城市的综合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上海市法学会提出了名为《都市法治文化与市民法律素质研究》的课题，旨在通过研究，针对现状，提出有效的对策，全面提高上海的城市法治文化水平和市民法律素质，其中，特别期望以20lO年上海世博会为时间节点，取得阶段性的成效。课题指南发布后，响应者甚众，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最终由孙育玮教授为组长的课题组承接了这项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他们提交了研究报告也就是本书稿。书中，作者将城市现代化视做市民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以上海为样本，对城市法治文化和市民的法律素质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层面对与都市法治文化、市民法律素质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有很强的说服力，问卷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则为进一步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也为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详尽的数据和真实的社会状况。总体而言，这是一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以往同类研究相比，本书至少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透视城市法治文化与市民的法律素质之间的关系。法律法规乃至城市建筑都承载和体现着法治文化，但是，与书面的条文和固化的建筑相比，市民的行为方式更鲜活地展示着城市的法治文化。本着这种认识，本书聚焦市民行为，通过对市民行为的分析，使读者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法治文化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

众所周知，通常所说的市民，包括城市里有户籍的居民和没有户籍的其他常住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市民的群体在迅速扩大。不管新市民还是老市民，都有与急速扩张的城市相融合的问题。城市的急速发展，对城市

管理的压力迅速增大，国内外专家在评论上海与国际大都市的差异时几乎都认为，硬件建设一流，在城市管理、市民遵守规则等软件建设方面则明显滞后。城市法治文化与市民法律素质问题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我们在以跨越式发展方式进步的同时，应当采取有效的方法，尽快改变城市软硬件之间的脱节，以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掣肘于软件建设。

城市管理不像依照图纸施工那样具有可检测性，它需要很多无形的、精神性的综合因素发挥作用，城市管理真正达到多数人认可的较好状态，管理相对人一定是合作的。所谓的城市法治文化中，是包括这些内容的。管理相对人是否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本身是否满足管理相对人的利益需求。本书作者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清晰地说明，我们应当在透视城市法治文化时，把城市管理看做是解决社会矛盾、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这既可以防止把法律仅仅当做“治人”的工具，又可以防止把新市民尤其是外来人口作为问题人群。

二是问卷调查的样本比较大。作者采集的样本比较大，受访对象很有代表性，大体与市民群体分布相吻合。问卷将市民行为归类和细分，所涉内容上百项，紧扣市民法律素质这个专题。书中还对问卷采集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不仅说明了现状，而且分析了成因，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市民对法治化的认识和期盼。

我很赞成像作者那样具体分析市民行为，然后再对市民法律素质乃至城市法治文化作总体评判，因为这将使结论具有事实基础。长期以来，虽然不乏这方面的评判，但不少是凭感觉，更多的是人云亦云。法治化建设实践要求政策具有特效性，也就是对现实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一旦实施，效果明显。现在往往存在这种情况，出台的政策不少，但收效甚微，寻找的原因一般都是责怪执行不力，然后再出台新政策，循环往复。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对现状掌握不准确，对矛盾的焦点认识不清晰所致。大量事实表明，提出具有特效性政策的基础是掌握真实情况，并对现象做出鞭辟人里的分析。本书提供的很多素材，对人们掌握真实的社情民意有积极作用，作者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有助于人们理解广大市民的行为，以及上海这个色彩斑斓的大都市。

三是对市民法律素质和城市法治文化的分析，是紧密结合城市的发展来进行的。城市法治文化与城市发展的相关性是不言而喻的，市民法律素质与城市发展也呈正相关。作者关注城市发展的研究方法，在帮助读者认识有关社会现象方面很有价值。

市民的法律素质以及许多行为、习惯，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改变。已经有很多实验证明环境可以改造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直接感受到这一点。一般而言，环境的改变，会使人们习惯的行为有所改变。常见的例子是，有随地吐痰习惯的人，在庄重、洁净、豪华的场所，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在国内不乱穿马路的外国人，在中国会随着乱穿马路的人群，置红绿灯信号于不顾。这正反两个例子反映了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城市管理是解决社会矛盾、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那么，可以预见，随着经济跨越式发展，城市的管理水平也会快速提高，市民的行为会趋于理性和文明，更符合法治的要求。本书着力说明了市民法律素质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向人们展示了城市法治建设和市民法律素质未来的乐观前景，虽然研究的是上海，但是，对于其他城市也会具有借鉴意义。

事实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得很快，2001年时还是3l％，可2003年时已经达到了37％。有些省已经接近50％。根据世界城市化进程的规律，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城市化进程将加快。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30％，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阶段，环顾各地，大致情况差不多。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不少城市提出要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作为后发的国际大都市，加快城市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是，实践已经要求我们必须将提高市民法律素质与对城市发展的关注结合起来。

要提高市民的法律素质，必须关注他们的实际利益与需求。当前，应当格外关注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多元化。城市中的土地开发和动拆迁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社会分层问题、群体利益冲突问题、社区隔离问题、城市心理人格扭曲问题、城市人新生活伦理观问题、社会治安和城市犯罪问题、色情业泛化问题等，把城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问题对城市法治化水平、市民法律素质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处理，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也是走向城市法治化必须解决的难题。我们在这方面，无论是认识水平还是具体举措的

有效性，都需要提高。

近年来大家愈来愈认识到，城市法治化水平和市民法律素质的提高，不可能非常快捷。世界名著《孤星血泪》中说道，造就一个绅士，需要经历三代。我们的城市化并不以培养绅士为目标，但是，名著中的这句话，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了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及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市民法律素质的提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以法化民”的过程。有学者称此为“化育”的过程，所谓化育：一是化，即教化、转化和涵化，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化腐朽为神奇；二是育，即教育、培育。化育的内容应当包括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情感和法律行为等不同层面，在急速城市化的阶段，应当让市民感受城市的文化，理解城市的文脉。

上海的城市文化中，是有着法治元素的。上海赢得的城市地位，与其所具有的法治因素有关。近代上海是个工业化、商业化的社会，比较重视个人的能力、信誉，比较重承诺、守信用，因而，城市总体氛围是比较守规矩、重视契约。这种特点现在一定程度上仍被保留着。外商普遍反映，与上海人谈判比较困难，要考虑很多细节，但是，合同签订后，能够得到比较好的遵守。

在城市管理上，上海也吸收了历史上的许多做法。近代上海，在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有过较早接触和吸收域外先进法治文化的经历和传统。在1845-1948年的近百年问，上海设有全国最大的租界，上海人民在被迫接受殖民主必侵略的同时，客观上也经历过了一个较早接触、了解、鉴别和吸收域外法治理念、法律制度和管理经验的机会，这对于后来上海城市法治文化的形成，是具有影响的。

历史一再表明，在规则方面，做得好的地方就可能成为竞争中的赢家，做得不好的，很可能沦为输家。上海要跻身国际大都市之列，没有法治文化建设是万万不行的。法治的实现需要社会具有接受法治的基础，需要市民对法律的遵从。现在，无法可依的情况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执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社会成员的守法状况也不尽理想，因而，城市的多方面秩序并没有达到法律、法规制定时的预期。我们需要立足社会现实，从各个方面寻找原因，从而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提高城市法治化水平和市民法律素质，使上海真正有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法治环境。本书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孙育玮教授做事严谨踏实，课题组的工作广受好评，但他仍希望大家在肯定成绩的时候多提意见和建议。我觉得，这项研究应当继续下去，并且可以考虑与研究有关社会问题相结合，与研究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要求相结合。实践将证明，这样逐步深入的研究对中国法治建设会有切实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