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伯恩施坦通信集（1879——1895年）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作者:[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页数:558页

译者:梁家珍

出版时间:1982年6月

价格:1.75

装帧:精装

作者简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1.28～1895.8.5），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及作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

伯恩施坦，E．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代表人物。1850年1月6日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之家。1866年中学肄业任银行职员直至1878年。1862～1880年受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影响，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学生时代他崇拜伯父、自由主义者A．伯恩施坦和激进民主主义者J．雅科比，曾组织过“乌托邦”讨论俱乐部。1872年初听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A．倍倍尔的讲演，敬佩该党反对普法战争的立场。同年4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受K．E．杜林等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影响，特别赞赏杜林的《国民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和《国民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教程》，曾就有关社会主义问题向杜林登门求教。1874年参加科堡代表大会，赞成同拉萨尔派“求得谅解”，以便尽快实现两派合并。次年作为爱森纳赫派代表参加在哥达召开的两派合并预备会议，主张对拉萨尔派让步。1878年阅读F．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后才对科学社会主义有所了解，逐步疏远杜林。同年底辞职到瑞士洛迦诺担任改良主义者K．赫希伯格的私人秘书。1879年初与赫希伯格、K．A．施拉姆结成“苏黎世三人团”’，要求党放弃革命目标，遭到K．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1880年12月伯恩施坦随同倍倍尔到伦敦向马克思、恩格斯表示悔过。

1881～1895年，伯思施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1881年初起，负责主编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发表过多篇受到恩格斯称赞的文章。该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普鲁士反动政府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争取群众等方面发挥了好作用。1888年5月，因受瑞士政府迫害，随该报编辑部从苏黎世迁往伦敦。此间定期出席费边社集会，受到该团体改良主义影响。1890年9月德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人》完成历史使命而停刊。原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于1891年在柏林复刊。伯恩施坦任该很驻伦敦记者和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固定撰稿人。发表过一些好文章。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遗嘱时，把全部手稿和书信遗赠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并把伯恩施坦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此时，他已热衷于琐事，并开始发表文章赞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宣传同资产阶级“妥协”。

1896年以后，他逐渐成为修正主义者。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他为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发展新情况所迷惑，从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发表6篇文章，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3个方面，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此书成为修正主义代表作，以后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种文字，他自诩为“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主义得到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机会主义者的赞许，他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鼻祖和靠山。1900年辞去《新时代》工作，转为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月刊》撰稿。1901年返回德国。从1902年起，多次当选议会议员。多次出席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鼓吹议会和平过渡、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议会中投票支持政府的战争拨款。1915年又转向中派立场，宣杨社会和平主义。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一度出任社会民主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到1919年2月14日）。1919年重新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20～1928年当选魏玛共和国议会议员。1921年参与起草机会主义的党纲，用以代替爱尔福特纲领。后出版《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192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1924）、回忆录《社会民主党的学习年代》（1928）、自传《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等，继续歪曲马克思主义、为修正主义辨护，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政权。B．И、列宁斥之为无产阶级的叛徒。晚年日益孤立和孤独，一度欲自杀。1932年12月18日病死于柏林。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时间胶囊”视角，让我们得以一窥十九世纪末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日常的智力生活是如何运作的。那不仅仅是宏大叙事下的政治斗争，更有大量关于具体组织工作、宣传策略，乃至日常琐事的交流。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内容，恰恰是构建历史肌理不可或缺的砖石。例如，他们如何看待新兴的城市化进程对工人阶级结构的影响？他们对报刊的发行量和读者反馈的讨论，是否透露出对“大众动员”策略的早期探索？我设想，恩格斯可能会以一种略带老派的、强调阶级分析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而伯恩施坦则可能更倾向于关注法律框架内的改良可能性。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反映的正是从“革命的信仰者”到“现实的组织家”这一漫长而痛苦的身份转变过程。阅读这些私人信件，我们不再是遥远的旁观者，而是仿佛坐到了那张堆满了手稿和烟灰的桌旁，倾听两位思想巨人对世界未来的低语，感受他们对自身思想路径的自我校准。

读完这本书的想象体验，就像是获得了一张进入历史迷宫的藏宝图，只不过宝藏不是金银财宝，而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知识分子的思维碎屑和情感流露。伯恩施坦后期的修正主义倾向，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史上一次重大的“内部地震”，而恩格斯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反应，无疑是定调这场论战走向的关键。我特别好奇，在书信中，他们是否流露出对技术进步、议会斗争的复杂看法？比如，随着工业化深入，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否如早期预测的那样急剧恶化，还是出现了新的、更微妙的变化？这些在公开场合可能被政治修辞所掩盖的问题，在私人通信中，或许能以最直白的语言被触及。我能想象，恩格斯可能在信中表现出对革命必然性的坚定信念，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现实政治操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伯恩施坦则可能在努力寻找一条更“可行”、更符合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日益壮大的组织现实的路径。这种思想上的碰撞，绝非简单的对错之分，而是两种对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愿景的深刻辩证，这种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是任何单方面叙事都无法比拟的。

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部关于“信念的重量”的沉思录。我们今天回顾那段历史，似乎总带着一种后见之明的优越感，认为谁是谁非早已尘埃落定。然而，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每一次决策、每一次措辞的斟酌，都关乎着身后千百万追随者的未来和整个运动的命运。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承担的重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既要维护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又要应对形形色色的挑战者和内部的分歧。信件往来，无疑是他保持与前沿思想者联系、检验自己论断是否与时俱进的重要途径。我尤其期待看到伯恩施坦在提出那些极具争议性的观点时，他是如何进行自我辩护和合理化的。这种对“不确定性中坚持信念”的捕捉，远比阅读一篇篇经过精心打磨的政论文章要震撼人心。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让我们得以穿透时间的迷雾，去体验那些伟大人物在关键十字路口所感受到的那种深刻的、关乎灵魂的选择。

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这份通信集无疑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开其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不谈，伟大的思想家在卸下公众面具后，其文字往往展现出更人性化、更富于情感的色彩。恩格斯作为一位以清晰严谨著称的哲学家，在信中对老友、同志的关怀、对后辈的期许，乃至对健康状况的无奈提及，都将使他形象更为立体。而伯恩施坦的笔触，也许会流露出在主流压力下寻求思想突破时的那种挣扎与决绝。这种交织了学术争论、政治博弈与个人友谊的文集，其叙事张力是极强的。它告诉我们，伟大的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思想碰撞、情感支持与激烈辩驳。我期待的不是冰冷的理论条文，而是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交锋，那种字里行间流淌出的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赤诚与投入，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部分。

这本书光是书名就足以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它仿佛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十九世纪末欧洲思想风暴中心的密室之门。我一直对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着迷，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从理论萌芽走向现实影响力的关键阶段。想象一下，恩格斯这位革命导师，在马克思逝世后，如何独力支撑起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精神旗帜，同时又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理论挑战。而伯恩施坦，作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他的观点转变和思想探索，无疑是牵动着整个欧洲左翼政治神经的敏感事件。仅仅是这种核心人物间的书信往来，就足以勾勒出彼时理论阵营内部的张力与对话。我尤其期待能从中窥见，在那些私密的笔墨交流中，两位巨人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现实政治操作的妥协之间的微妙平衡。这种文字间的交锋，往往比公开的论战更显真实和深刻，它透露出的是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未来道路选择的深刻焦虑。任何研究那个时代社会思潮演变的人，都无法绕开这样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所蕴含的巨大信息量。它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一份关于如何进行严肃的、跨越代际的理论对话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