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研究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作者:赵定东

页数:248

出版时间:2007-5

价格:18.00元

isbn号码:9787010062198

具体描述

党派专制是苏联模式的重要体现形式，表现为一党专政、党的领袖权威绝对化，但与沙皇制相比，它打破了血缘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和意志。总统专制始于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的创设，形成于1991年之后叶利钦执政时代，在近20年的运行过程中又体现出三种不同的含义，即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集体领导制、叶利钦时代的个人独权制和2000年后普京的个人魅力时代。三种不同的含义所导致的社会意义是决然不同的，特别是叶利钦时代的个人独权制导致了社会中间阶层的消失和利益集团构成的“寡头阶层”与大量普通民众所构成的平民阶层的严重对立。

　　俄罗斯的这次社会转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即1985-1990年的孕育阶段、1991-1999年的全面私有化阶段和2000年以后的初步定型阶段。第一阶段也称戈尔巴乔夫执政阶段。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此后他以“公开性”与“新思维”作为前苏社会转型的指导纲领，结果使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从苏联时期那种以一党执政、一党独存、党政融合、议行合一等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模式向西方国家那种以总统设置、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政治模式转变。在社会层面上实现了俄罗斯从“无阶级”到有阶级的社会结构转变。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即“激进民主派”改革的前夜，“特权阶层”曾利用经济政策的松动开始私下瓜分国家财产，从此拉开了俄阶层分化的序幕。其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俄新贵族阶层的形成与蜕化，在当时由一批官僚、掌权者构成，人数不多，只有二三百万人但却拥有大部分的财富，他们占了当时俄罗斯富人集团的80%。第二阶段是俄罗斯的全面私有化时期。在此期间，政治上总统与议会两大权力机关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最后总统获胜，“苏维埃体制”宣告彻底终结。经济上俄政府大力推行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私有化。俄罗斯私有化正式开始于1992年，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所谓的“小私有化”、“大私有化”和“个别私有化”阶段。综观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其特点是社会的局部变迁（经济转轨）与整体变迁（社会转型）在方向上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不仅要在经济体制上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所有制结构上用私有制取代过去的公有制，而且要在政治体制上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走向西方的资本主义。而“休克疗法”的经济转轨则将原有制度的信息存量全部摧毁，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在激进的变革中也消耗待尽，社会分化加速，社会非稳定因素剧增，而与此同时新的社会整合机制还未建立起来。特别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仍制约着其社会转型，如贫困阶层的问题，仅1996年低于贫困线收入的人口达53.3%，其中赤贫达20.4%。普京时代是俄罗斯人民和学界都赋予极大期望的一个社会转型阶段。整个90年代社会转型引起的危机和动荡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资源，经济严重衰退，GDP下降了50%以上，投资减少了80%，居民实际收入下降了43%，实际工资收入下降60%，退休金下降45%。阶层剧烈分化和大量贫困群体的存在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彰显。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民众的心态开始趋于一致：人心思定。普京不负众望通过“削藩”以强化中央集权制、打击寡头以稳定经济、镇压分离运动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在社会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团结”的社会整合思想以及发挥了社会保障的安全阀效用，其社会转型也略见起色和初步定型。

用户评价

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是一股清流，它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抽象的社会学理论转化为生动的画面感。我尤其钟爱作者在描述不同社会阶层心态转变时所采用的散文诗般的笔触。例如，在描绘新生的商业精英如何迅速抛弃了苏维埃时期的朴素价值观，转而拥抱物质主义的狂热时，文字中流露出一种近乎悲悯的审视，却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超然。这种平衡感是极难拿捏的，它既避免了廉价的道德批判，也没有盲目地歌颂“进步”。作者似乎更热衷于描摹一种“精神的漂移”——当一个民族的集体信仰体系崩塌后，个体如何像失重的宇航员一样，在虚空中寻找新的引力点。这种对内在精神世界的关注，使得这本书读起来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更像是一种深沉的情感共鸣。我时常会停下来，回味那些精妙的比喻，它们精准地捕捉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那种如履薄冰又充满希望的复杂心境，是真正触及灵魂深处的洞察。

坦率地说，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构建得极为扎实，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但在阅读的某些部分，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跨文化解读”的挑战性。作者在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来解释俄罗斯的特殊性时，处理得非常小心翼翼，但不可避免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概念预设还是会在某些环节产生轻微的摩擦。比如，书中对“公民社会”在俄罗斯语境下复杂性的探讨，虽然深刻，但对于一个非俄罗斯研究的读者来说，可能需要更多的背景知识才能完全领会其中微妙的语境差异。不过，也正是这种“不迎合”读者的态度，反而成就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因为它拒绝将复杂性简化，而是坚持呈现问题的原貌。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更像是一份给专业研究者提供深度对话的邀约，而非一本大众普及读物。正是这种不妥协的深度，迫使我不断地去查阅补充材料，这种主动学习的过程，反而加深了我对该课题的理解，可以说，这本书是“有难度的，但绝对值得攻克的堡垒”。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本身就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封面那深邃的墨绿色调，配上烫金的标题，仿佛让人一触摸到它，就能感受到跨越世纪的变革气息。我最初翻开它，是被作者对于“转型”这个宏大概念的切入点所吸引。它不像很多同城研究那样热衷于堆砌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巧妙地将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叙事编织在一起。比如，书中对于九十年代初，那种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瞬间崩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下，个体如何在旧有的价值体系瓦解后重新寻找立足点的描绘，尤其细腻动人。作者没有简单地把那个时期定性为“混乱”或“新生”，而是用一种近乎人类学的视角，去捕捉那些微妙的、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伦理困境和身份焦虑。读完关于那个“失落的一代”如何适应新规则的章节，我深思了很久，那种从集体主义的安全网中被猛然推出，必须独自面对自由选择的重压，远比教科书上的描述来得更加真实和令人唏嘘。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好，它既有严谨的理论支撑，又不失文学作品般的感染力，读起来完全没有学术著作的枯燥感，更像是在聆听一位智者对一段复杂历史的深刻剖析。

这本书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它对“未来预测”这一人类永恒的困境所提供的复杂视角上。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简单的“俄罗斯模式”的教科书式答案，更没有武断地断言哪种制度是终极真理。相反，它通过对历史路径的细致梳理，清晰地展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即过去的决定如何幽灵般地影响着未来的每一个选择。读到最后几章，我仿佛看到了一条由无数岔路口构成的巨大迷宫，而作者的贡献，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张极其详尽的、关于这些岔路口形成原因的地图。它让我们明白，任何单一维度的解释，无论是纯粹的市场决定论还是历史宿命论，都是对俄罗斯社会转型复杂性的极大简化。这本书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动态平衡”的观察框架，提醒我们，社会变革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充满张力的过程，而非一个可以被一劳永逸解决的工程项目。它提供的不是确定的结论，而是更优秀的问题意识，这对于任何关注宏大历史进程的人来说，都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本书最令我称道的是它在方法论上的大胆创新，特别是其对于“非正式制度”在社会重构中的作用的深度挖掘。我们通常谈论俄罗斯的转型，焦点往往集中在政治制度的剧变和寡头经济的崛起这些“上层建筑”的变化上。然而，作者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潜藏在日常互动、人际网络和灰色地带中的“潜规则”是如何实际操作并塑造了转型轨迹的。举例来说，书中对“人情债”和“关系网络”在资源重新分配过程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的分析，简直是醍醐灌顶。它揭示了，在正式法律和市场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或执行不力时，这些传统或半传统的社会资本是如何迅速填补真空，成为新的权力分配机制。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效率”与“公平”之间张力的讨论，这种张力并非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内嵌于社会肌理中的一种持续的拉扯。这种多维度的观察角度，使得整本书的思想深度远超一般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真正触及了社会转型最底层的“运行逻辑”，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社会中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