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纵观全书，太祖、神宗、徽宗是重点，用墨较多。太祖定鼎，神宗奋起。徽宗挥霍。这寄托了笔者从人性角度破题的愿望，结果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不是我这才疏学浅之辈所能走通的。正确的历史观是：我们不能对古人求全责备，作为“过程中人”，他们必然受到时代的局限．缺乏一种超越于那个时代的眼光，结果自己也沦为“畸形政治”的牺牲品。“北宋悖论”的形成，是“制度异化”（政策制定者作茧自缚）和社会变迁的结果，是统治者不能洞察这种变迁进而做出相应调整的结果。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各民族践行“生存法则”的必然。一人一议，十人十议，这是个难题，还是求教于方家大士吧!应该说这本小书一反历史“述而不作”的传统，有着强烈的“价值介入”，这是笔者基于通俗读物和作者使命的考虑。
《江山与权柄：大宋王朝的抉择》 序言 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困境与抉择。北宋，一个文治昌盛、经济繁荣的时代，却也面临着来自内外多重挑战的巨大压力。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每一个决策都牵动着王朝的命运，影响着亿万百姓的福祉。本书旨在深入剖析北宋时期，尤其是特定时期内，皇帝们所必须面对的那些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两难的抉择，探讨这些抉择背后的复杂因素、演变过程以及最终的深远影响。我们并非聚焦于某个具体的皇帝或某一个特定的事件，而是试图勾勒出一个更为宏观的图景，呈现出笼罩在整个王朝上空的抉择之影。 第一章：文武之辩——重文轻武的困境与求解 北宋王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朝五代十国武将专权、藩镇割据的深刻反思。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但也亲历了武将跋扈的危害。因此，宋朝自建立之初便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在维护朝廷稳定、发展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宋朝的文官阶层空前繁荣，科技、艺术、哲学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任何政策的推行都难免有其另一面。 “重文抑武”必然导致军事力量的相对薄弱。当北方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权，如辽、西夏，日益强大，不断侵扰边境之时，宋朝的文官体制便显得力不从心。皇帝们常常陷入这样的两难：一方面，信任文官，依赖他们的政治智慧和财政才能，以期通过怀柔、纳贡等方式换取和平；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军事力量的必要性，但又深怕一旦重用武将，重蹈五代的覆辙，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 于是，皇帝们开始探索“文武平衡”的可能性。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一套严密的军事制度来约束武将，例如“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轮调制度，以及将军事统帅权分散，避免一人独揽大权。然而，这些制度在提高军事效率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在与辽、西夏的长期对峙中，宋朝常常在战场上处于被动。每一次的边境冲突，都迫使皇帝们在“忍辱负重”与“奋力一搏”之间摇摆。是将巨额的岁币拱手相送，以换取暂时的安宁，还是倾全国之力，冒着战败和政局不稳的风险，去争取一场可能获胜但代价高昂的战争？这种对国力、民力、以及军事潜力的评估，构成了皇帝们最为煎熬的时刻。 更深层次的困境在于，即使在文官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治国理念。一部分人主张积极防御，加大军费投入，培养军事人才；另一部分人则坚守“以德化民”、“以文治国”的原则，认为军事的强盛是“末流”，真正强大的国家应建立在强大的“道义”和“文化”之上。皇帝夹在这些声音之间，既要安抚主战派，又要顾及主和派的意见，还得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每一次的边境危机，都如同照妖镜，映照出“重文抑武”国策深层的矛盾与挑战，也迫使皇帝们在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 第二章：改革的阵痛——富国强兵的困境与取舍 北宋中期，面对日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财政危机，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宏伟蓝图，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如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来增强国家财政实力，提高军队战斗力，重塑大宋的辉煌。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其推行的过程却充满了阻力，也让皇帝们陷入了新的两难。 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保守派文官的反对。他们认为王安石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违背了祖宗之法，会 destabilize the social order。他们质疑改革的有效性，夸大其负面影响，不断向皇帝进言，要求罢免王安石，废除新法。二是改革措施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导致民众的不满。例如，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部分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变相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引发了地方上的怨言。 皇帝们在改革问题上，往往扮演着“夹心层”的角色。他们一方面认同改革的必要性，看到了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希望通过改革来摆脱困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忌保守派的反对，担心改革一旦失控，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们不得不做出取舍。 他们可能在改革的力度和范围上进行调整，试图找到一个折衷点，以缓解各方矛盾。他们可能在改革的主导者上进行权衡，有时候会坚定地支持改革派，有时候又会因为政治压力而选择退让，甚至对改革派进行打压。每一次改革的推进或停滞，都伴随着皇帝们在“坚决推行”与“审慎观望”之间的痛苦抉择。 更复杂的是，即使是改革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改革者之间在具体措施的执行、改革的步骤、以及改革的最终目标上，也存在着分歧。皇帝需要理解和判断这些分歧，决定采纳哪一种方案，或者如何调和这些矛盾。 富国强兵的口号背后，隐藏着对国家力量的期待，但也意味着对资源的重新分配，对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对既有秩序的挑战。皇帝们必须权衡改革带来的潜在收益与可能付出的代价。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推行激进的改革，以期换取长远的富强；还是采取更为稳妥的策略，小步慢行，以避免激化矛盾，但可能错失改革的最佳时机？这种对改革方向、力度、以及潜在后果的判断，构成了皇帝们在追求国家强大过程中的又一重困境。 第三章：内外有别——“胡汉”边界的抉择与妥协 北宋王朝，作为一个汉族建立的政权，其生存空间始终受到周边非汉族政权的挤压。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崛起，构成了宋朝最直接、最严峻的外部威胁。如何处理与这些政权的关系，是北宋皇帝们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也充满了难以回避的“两难”。 一方面，是民族情感与国家尊严。宋朝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普遍存在着对汉族文化的自豪感，也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野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轻视和敌意。每一次边境的冲突，都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求皇帝“收复失地”、“御敌于国门之外”。从这种情感和道义上出发，皇帝似乎应该采取强硬的姿态，用兵抗击。 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国力与生存的压力。如前所述，北宋的军事力量与辽、西夏等国相比，常常处于劣势。大规模的战争，不仅耗费巨大，而且胜算不高，失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许多时候，皇帝们不得不选择“屈辱”的和平，例如通过纳贡、岁币等方式来换取边境的安宁，以争取时间发展国力，或集中力量处理内部事务。 这种“民族情感”与“现实国力”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皇帝们最艰难的抉择。当北方政权再次进犯，皇帝该如何回应？是听从国内主战派的呼声，以民族大义为重，誓死一搏？还是采纳主和派的意见，以国家安定和民众福祉为优先，选择妥协与忍让？ 这种抉择的复杂性还在于，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文官集团内部，既有主战派，也有主和派；武将集团内部，也并非所有人都热衷于对外征战，有些人可能更务实，懂得评估风险。皇帝需要倾听这些不同的声音，但最终的决策权又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皇帝们还需要考虑“胡汉”边界的另一种含义。在宋朝广阔的疆域内，存在着大量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处理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同样是一道难题。是采取强制同化政策，试图将他们纳入汉文化体系，还是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实行相对自治？不同的政策，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前者可能引发反抗，导致边疆不稳；后者则可能存在分裂的风险，并影响中央的权威。 因此，“内外有别”的抉择，不仅仅是关于对外战争与和平，也关乎如何界定和维系“中华”的边界，如何处理与不同族群的关系。皇帝们在试图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同时，也必须权衡民族政策的有效性与长期稳定性。每一次对边境政策的调整，每一次对民族事务的处理，都反映了皇帝们在“强硬”与“怀柔”、“统一”与“稳定”之间的复杂考量。 结论 北宋王朝的抉择，是那个时代赋予其统治者的沉重使命。无论是“重文抑武”所带来的军事困境，还是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阵痛，亦或是“胡汉”边界所带来的内外压力，都迫使皇帝们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做出艰难的权衡与取舍。这些两难的抉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层层叠加。它们共同塑造了北宋王朝的命运轨迹，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启示。本书通过对这些关键抉择的深入剖析，力图还原一个更为立体、更为真实的北宋历史，展现出在历史的洪流中，权力与责任、理想与现实、道义与利益之间，那些永恒的博弈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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