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哈佛大學醫學與人類學雙料博士的法默醫師，每年有四個月在波士頓看病、教學，其他時間則都在海地照顧窮病之人，治過的疾病可能比美國大多數醫師一輩子看過的還多。

他也到秘魯照顧結核病和瘧疾病人，後來又到古巴協助促進公共衛生，還說服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及世界銀行提供大量金錢，改善了西伯利亞監獄結核病大量爆發的危機。

法默醫師不屈不撓地奔走世界各地籌募捐款，讓窮人也能接受醫療，有個愛滋病人形容得貼切：「這傢伙是個聖人。」他的生命光輝，常人雖不能及，但絕對會受到啟發和感動。

法默醫師的從醫之路與投入健康人權領域的發展歷程，打破一般人對於醫學和服務等邊界的傳統想法。法默的成長過程非常地特別，父母近似嬉皮的生活態度與教養方式，讓他從小沒有像一般小孩一樣平穩充裕，反而過著顛沛流離且物資短缺的生活。不過，這些生活經驗給了他不同的視野與價值觀，更讓他能在關注與提倡理念的同時，能先以務實的相關工作經驗和生活體悟，來實際地落實具體的關懷行動、同時佐以不斷地反省與學習，這些都造就了他獨特的生活哲學與對理想堅持不懈的工作態度。

大學就讀杜克大學人類學系，法默開始對於多元文化下的健康問題產生了興趣，他在學生時代對於學校附近的外籍勞工產生興趣，並在基於好奇與了解的狀況下，進一步與當地的修女一起開始透過關懷與服務來了解問題，並被這些修女樂於代表這些外籍勞工爭取權益的精神所感動。法默說，其實驅使他的主要動力並不是政治或宗教（他一直否認自己有特殊的政治或宗教立場），而是他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大於憤愾。他認為，其實很多地方發生的事情真相如何，他相信大部分的人並不了解，他認為唯有認真去發掘並了解問題始末與影響脈絡，才能進一步透過相關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佐以相關資源，來逐漸地改善問題。

他好奇於不同疾病或健康處置方式在於不同族群或社群中的表現方式，但是更吸引他注意的是，在這些被隱性忽略的健康處置方式，其實更顯示了更多元與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例如：有些社群在某些疾病高罹患率或低治癒率的數字背後，其實顯示的是身處於資源弱勢、甚至是種『（社會）結構暴力』下的無辜受害者。法默在大學時的多元學習（人類學、歷史、社會科學、政治科學等無所不念），還有他關心時事等的長時間努力，使得他對於人道關懷的關注與堅持，兼具行動、思考與持續學習的動力及能力。

學生時期，對於自我性向及興趣的了解，使得法默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自我修行及理想實踐之路，他並以去世近一世紀的德國博學多聞之士費爾克（Rudolf Virchow, 1921-1902）為心靈導師，對公共衛生產生了一種道德面的認識。費爾克的許多至理名言對法默有很深的影響，例如：『醫學是社會科學，政治只不過是大規模的醫學』、『人類會因為習慣而能容忍最可怕的環境，這是人類受到的詛咒』、『醫學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學生謀生方式，而是為了促進社區的健康』、『醫師是窮人天生的保護者，他們應該要試著去解決相關的社會問題』，最後這句名言，也是法默最喜歡的一句話。

畢業後，法默持續這些關注的興趣與行動，他去海地從事海外志工服務，在當地工作數年之後，他決定同時申請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博士學位與醫學博士學位來攻讀，並以海地作為他在健康議題上的研究與參與服務的終生田野。他做這樣決定的背景其實很簡單，因為他在工作地點長期的經驗發現，他需要更多元的專業訓練背景，來增加自己在理解問題起源及後續相關影響的能力，同時更希望自己有務實的臨床專業技能來解決已發現的健康相關問題。

對於健康相關議題，法默認為：了解疾病與健康議題不能只是關注於疾病本身，更需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疾病的病源問題，因為許多疾病並非只是病毒感染原因與治療方式的問題，而是有其社會結構問題。法默醫師對於健康系統研究與服務的貢獻良多，著名的研究在於關注『健康人權不平等』、『結構暴力』、『TB與AIDS的病原探討與治療』等，並強調務實的志工參與經驗來落實關懷與改變不平等的現實。

關於『健康人權不平等』與『結構暴力』等問題，法默進一步以『肺結核』(tuberculosis)舉例說明。很多海地高原上的病人在TB的治療失敗問題往往在於是否有定期服藥(DOT)的問題，甚至還導致複雜的『MDRTB』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他發現病人無法定期服藥的原因有數個：初層次是『病人的定期服藥狀況與個人健康問題』，他與同事發現，許多人沒有交通的資源能定期回診拿藥，沒有錢坐車、距離太遠、或是交通工具過少都是問題，而就算能服藥，但是病人的健康狀況很差，因為他們普遍性營養不足，所以就算能定期服藥，但也會因為營養問題而惡化，甚至週邊的人也因此而被感染。所以他們決定建構更多定點性的醫療中心，培訓部份當地人成為監督服藥和提供藥物的註點服務人員，同時，依不同地區的資源狀況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營養狀況、家庭結構健康狀況、還有甚至提供相關工作機會來協助改善。

法默醫師提到第二個層次問題，在於什　原因造成疾病的發生、傳播、甚至惡化，他以MDRTB在海地高原的傳染與治療來說明。以MDRTB來說，他與同事發現的TB初層次問題雖然可以解釋疾病的發生與治療狀況，但是，『當地政府在於健康系統中所提供的資源』也是造成疾病蔓延與惡化的主因。因為海地政經均受美國政府的干涉影響，當政治議題受外力干擾導致國內政經動亂下，許多資源的持續性提供與運輸均受到很大的影響，這也包括醫療資源部份（如藥物和醫療物資等、還有醫護人員的薪資）。

這些醫療資源的短缺和不穩定，導致初層次問題的惡化，同時也讓相關醫療人員無法持續協助病人，這也讓MDRTB的問題產生與惡化。政經動亂所產生的變化，包括因美國政府所施壓下之高原水壩的開發，造成當地居民賴以維生的農業無法繼續，所以許多高原居民往大都市聚集求謀生，但是因為沒有農業技能外的謀生能力，所以只能從事低層次勞力工作。萬一還喪失勞力此工作能力，許多人往往淪為資產階級的奴隸或是從事與觀光客的性交易來謀生，這些因為政治經濟所造成的『結構暴力』問題，造成了窮人的健康問題，他們也因此而成為了長期性的『病人』。萬一生病後無法繼續在都市求生，於是這些人只好回到高原，這也是高原上這類疾病病人之病源主因，而這也是當地在於如TB、MDRTB、甚至AIDS傳染主因與治療上的難題。

其實，法默醫師所提到的觀念：健康議題的關注，需要從多元角度與專業切入了解，因為忽視多元因素下所造成的疾病問題，只會讓醫療僅能停留在被動介入，而後來的發展事實也證明，忽略了解病因與其政經結構的關連性，會進一步造成疾病在治療與預防上其成效的惡化。同時，因為現代交通與全球化發展的相互密切關係，每個人其實都是生活上的共同體，而各種影響也會透過這樣的關聯網絡而牽一髮更動全身。忽略這些弱勢團體的問題，其實終究會造成資源強勢團體的更大問題，因為疾病能透過許多的傳染而產生更多更為嚴重的變異；這些問題，在低度開發國家或地區，或許因為醫療資源與技術短缺『僅』造成病人大量死亡，但是在中高度開發國家或地區，這造成的問題可能會造成社會動亂或是國家安全問題，所以我們不能忽略這些疾病的關聯性影響與傷害。

後來，法默還成立了著名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健康夥伴』(Health Partner)，在海地與數個第三世界國家中，供製海內外的志工進行健康相關服務。他除了落實具體的臨床治療與服務等行動之外，他還著有許多醫療及人類學的相關著作，如：Pathology of Power等書與研究論文。在務實的行動之於，也以專業及利用傳播的影響力，來持續對於改變偏見、增加多元了解與促進健康平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