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在中國上海出版的《六合叢談》，是一份由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上海印刷所——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刊行的月刊雜誌。該刊由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任主編，從咸豐七年正月至次年5月（1857.1—1858.6），共出版了十五期。報道的內容包括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宗教、各國近況等。《六合叢談》向亞洲的讀者介紹了19世紀西方各國及其近代文明的詳細情況，是一份廣爲人知、影響較大的雜誌。

《六合叢談》出版後馬上傳入日本（見後文）。在日本，由作爲幕府的洋學研究教育機構的蕃書調所在對雜誌內容做了部分刪節後刊行了翻刻本（被稱爲官版刪定本）。《六合叢談》作爲傳遞世界消息的讀物在日本獲得了廣大的讀者，對幕府末期、明治初期（1860—1880）的知識分子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現在日本全國有20家以上的圖書館收藏有《六合叢談》的官版刪定本，這一事實也恰如其分地說明了其流布範圍之廣 。不僅如此，《六合叢談》向日本引介了定期刊物這一出版形式，與《遐邇貫珍》（1853—1856）、《中外新報》（1854—1861）等一起被稱爲“日本報刊之嚆矢” ，在日本的報刊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六合叢談》不僅在瞭解亞洲近代的歷史進程方面是重要的資料，而且對於廓清19世紀西方文明的東傳與容受，以及其所給予東方的影響方面，關於《六合叢談》的考察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包括化學、數學、力學、天文學等諸學科的大量術語在內的漢字新詞 ，也首先被用於《六合叢談》，或通過該雜誌傳入日本。因此，有關《六合叢談》的研究，也必將對日中近代詞彙交流史，乃至日語的近代詞彙研究産生重要的影響。

但是迄今爲止，以《六合叢談》爲對象或資料的研究，還不能說已經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原版的《六合叢談》業已成爲珍本，一般的學者很難直接接觸到。特別是最後的兩期（第2卷第1、2號），至今爲止一直被認爲下落不明，學者們只能通過日本的官版刪定本來窺探最後兩期的大致內容。在不能通覽全部雜誌的情況下進行的研究，自然有其局限性。第二，不同領域的研究交流不夠。關於亞洲近代的研究，例如近代史、思想史、科學史、文化交流史等各方面的研究（這裏姑且稱之爲近代學術史），與包括對文本的解讀和對時代關鍵詞的考察等語言學史的研究，各自獨立進行，彼此毫無關聯。跨學科的研究體制尚未建立。衆所周知，東方接受西方近代文明是通過漢字這一媒體來實現的，新詞、譯詞、學術用詞的創制往往同西方文明容受史有直接的關聯。因此，近代學術史和語言史的跨學科的視角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