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研究的主要問題是中日安全關係走嚮及中國應對變化瞭的東亞安全環境的戰略。時間跨度上，它涵蓋瞭近代中日之間三個最為重要的關係階段――兩國推進現代化以及隨之而來的甲午戰爭、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抗日戰爭、冷戰結束之後變化瞭的全球政治中的中日安全關係――長達百年的曆史；地理跨度上，雖以全球政治的變化為背景，卻將研究的透鏡聚焦於“地區”(Region)。

本書論證並闡明瞭以下思想：中日之間競爭包含一種地緣的、文化的、經濟的結構性內容，兩國安全關係的走嚮卻不可避免地受地區乃至全球戰略環境尤其是安全觀念變化的深刻影響。在東亞，無政府(Anarchy)文化具有的某種短期的難以逆轉性、超級強權的乾預使得地區安全政治的發展呈現一種不可預料的特徵，但是隨著國際社會化的影響以及地區一體化在本地區的深入，製度、規範、認同在塑造相互作用和社會化進程中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形成的安全文化驅使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正在崛起的地區大國在藉助傳統“自助”(Self-help)方式的同時，也越來越深地參與全球和東亞政治規則的製訂和多邊安全閤作組織，以應對彼此和復雜多變的戰略環境。

中日之間安全關係中的許多活躍的衝突性潛在因子，在這一社會化過程中將被稀釋或抑製。這種安全觀念和地區安全結構的某種變化，有可能促使大國運用新的方式重塑地區秩序。

本書提齣的中國“超越戰略”(TranscendingStrategy)，即建立製度化的多邊機製來解決問題、結束威脅或防止戰爭再現，並改善國際秩序所潛藏的正義性缺失及權力分配不均之現狀，推動地區或國際秩序的“和平變遷”――通過社會建構主義超越現實主義、通過多邊主義超越雙邊主義、通過地區主義超越民族主義、通過間接戰略超越直接戰略。中國的“超越戰略”，將使東亞安全結構發生變革――一個和諧的東亞社會就有可能齣現，中日關係的改善也就有瞭和平環境。這是一種建構主義式的文化閤作模式，中國在實現本國戰略利益的同時，也由此促進瞭地區的和平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