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年)，初字芸台，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他出身子世代读书的家庭。五岁至十三岁入私塾并受教於父，十四岁入县高等小学堂，1909年入上海浦东中学堂（今浦东中学新建教学楼命名为“文澜楼”以示纪念），一年后转杭州安定中学堂至1912年毕业。1913年进北京大学文预料，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受业於著名学者黄侃(季刚)、陈汉章和刘师培；从黄侃学《文心雕龙》。

一九一七年范文澜大学毕业后，任蔡元培私人秘书。一九一八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一九二七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五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三十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一九三O年九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入营救获释。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十一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一九三三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一九三四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一九三五年，在中法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一九三九年九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0年一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一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一九四七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八年七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九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九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九五O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五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九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于北京。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小说。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小说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群经概论》。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此外，范文澜还于一九二九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一九三五年写过-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

抗日战争以后，范文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学术上也迈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一九四六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检查，主要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接着，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九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根据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远古到秦统一)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第二编(秦到南北朝)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第三编第一、二册(隋唐五代)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共约一百一十万字。第三编第三、四册：(辽宋金元)及第四编。(明到清鸦片战争以前)已准备修订，可惜没有来得及亲自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范文澜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大段：(一)一八四O--一八六四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二)一八六四--一八九五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三)一八九五--一九O五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四)一九O五--一九一九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大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封建矛盾尤为发展。第二大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帝矛盾较为突出。第三大段包括反帝一个主要矛盾。第四大段包括反封建一个主要矛盾。"研究中国近代史，以上述各个主要矛盾为基础，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了解历史的全貌。"《中国近代史》虽未写完，但范文澜留下了他对这段历史的完整看法。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