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巴金：陈思和人文学术演讲录》主要内容包括：我往何处去、从鲁迅到巴金：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及传承、人文教育的位置、真正的“五四”精神与教育的理想主义、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当代文化趋向与出版对策等。

前言

中西书局的编辑编了我的一本演讲录，书稿在我的案头放了一个多月，因为忙于其他刻不容缓的事情，直到今天我才开始阅读。但翻了几页又放下了，心里翻腾着一些想法，决定把它先写下来。

我是一个有了三十年教龄的大学教师，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上课教学（包括学术讲座）、参加学术会议交流研究心得以及参与各种社会讲座。当然还有其他的工作，但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主要的工作离不开一个字——“传”。什么意思呢？就是传播，传播学科知识、学术心得和人生态度。

先说传播学科知识。这是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工作，大学教学不同于中学教学之处，就在于它含有学科的性质，不是一般的普及基础知识。学科代表了某一类学术方向的价值取向，它不仅是分类也是一种系统，它可以把学术研究中的某一类知识系统化，设定明确的研究目标，把它推进到为社会服务的最佳处。学科知识包含了对某一研究方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通盘的理解和认识，并思考如何在现实中发挥最大的影响。中学里的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都是不带科研性质的，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基础知识的普及；而在大学教学中任何一门学科都带有研究性质，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教给学生基础知识，而且要帮助学生投身于这门学科领域，一起来思考有关学术的问题，如何研究，如何解决，等等。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教学，宗旨就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由想象的自觉和能力。因此，大学教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让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是要帮助他们在学习中不断肃清头脑里各种中学时代留下的应试教育遗毒，帮助他们拆除头脑里各种求知过程中留下来的条条框框，要通过学科知识的教学把学生们引进一个无禁忌的思想解放空间，激发起他们的学科热忱和献身精神。在今天，大学教育是一般非专业人士的最后一段接受教育的生涯，是帮助受教育者选择人生取向的关键阶段。一门专业课上得好，有可能就激发学生投身于学术的热情，就能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而一门课上得平平庸庸，其结果就是让学生厌恶、拒绝这个专业，向这个专业关闭了兴趣的大门。因此，如何“传”的问题，永远是大学教学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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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当然从我的经验出发，不一定适用于大家。我自己从事文学批评三十多年了，其实还不止，在1970年代中期，我加入一个区图书馆的书评小组，那时每个图书馆都有工人书评小组，就是组织一批工人或者学生，来讨论文学作品和写书评，也就是最基层的文学评论小组。我当时不是工人，只是一个街道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去参与区图书馆的书评工作。那个书评队伍当时很有名，很多成员后来都成为有名的媒体人，如编辑、记者等等，但后来真正当评论家的很少。这样一个经历对我来说有很深的影响，那时因为是“文革”后期，我们学习的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也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一个官员，但那时他已经在“文革”中自杀了。我们接受的文学批评观，就是要更好地领会、执行执政党的意志、政策、方针，然后来指导和批评文学创作，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来衡量文学创作，如果认为一个作品写得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就要批评。可是我们谁也没有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就比作家高一等？作家也是同时代的人，他同样可以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用政策方针和意识形态来指导写作，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拨人来批评、监督创作呢？这个道理很难让人想明白，但如果把文学批评理解为当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它的意义价值本身就是体现在对文学创作的指导和管理之中，那就迎刃而解了。所以那个时代写文学批评的人一定会卷到政治斗争中去，或者慢慢往上爬，成为一个“领导”。五六十年代的姚文元、李希凡这是这种人。即使在今天，如果我们对批评的政治本质没有警惕的话，也可能会慢慢地卷到官场，或者说，挤到权力阶层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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