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恒甫，中國經濟學第一人。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同時擔任武大、北大教授，世界銀行研究部終身高級經濟學傢。兩次獲國傢自科傑齣青年基金，首批社科長江教授。中組部首批韆人計劃教授。新中國首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著有《最後的狂人》等。

這三捲論文集的編輯徐玲要我給大學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多談點我自己怎麼開始寫論文的經曆，我不妨在此試試。我本人認為，人在20歲至30歲之間是最有稀奇古怪想法的時候。我自己在1987年25歲時最喜歡狂想。

例如，在學習瞭cash-in-advance models 後，我馬上寫瞭一篇credit-in-advancemodel：信用越多，購買越方便甚至越多，而購買貨物使用的現金（cash）就越少。但一個人信用多的基礎是什麼？當然是一個人所擁有的財富或資本。如此，通貨膨脹率越高，大傢用現金購買的貨物越少，而大傢都會多用信用卡購物，也就是說，大傢會多積纍財富或資本。這也是否定貨幣超中性定理的一個簡單辦法。我寫的此文一直沒有發錶，但我自己還是得意的。後來我看瞭盧卡斯（RobertLucas）和斯托基（Nancy Stokey）閤寫的一篇論文，把貨物購買分成現金産品（cash goods）與信用産品（creditgoods），我自然地意識到：名人的想法也被我想到瞭。哈哈。後來我的許多學生說他們的模型被名人都用過瞭。我聽到後總是迴答：“如果不是如此那就證明你太有纔瞭！”

再舉一例。在科爾奈（JanosKornai）的短缺經濟學裏，他不厭其煩地嘮叨計劃經濟中投資擴張與短缺嚴峻的周期關係。我很快給他寫齣瞭社會主義計劃委員會選擇投資率與短缺程度的動態最優化模型，並得齣瞭投資率與短缺的周期微分方程的顯示解。科爾奈教授看瞭我的文章，他問我是如何學會動態優化方法的。我迴答：“就在研究生的課堂裏學的。”後來，我意識到，年歲稍長的大數理經濟學傢往往也不學動態優化和動態規劃，而他們僅僅停留在綫性規劃與非綫性規劃的水平上。這也是費爾德斯坦（MartinFeldstein）的毛病。

我還要迴顧一下定義在消費和資本積纍兩個元素上的效用函數。當我寫博士論文時，我把這種效用函數定義為我自己從1978年至1982年長期學習的馬剋思（KarlMarx）《資本論》的效用函數：資本傢積纍的目的主要是為積纍而積纍，消費不過是一個附帶品。在哈佛學習經濟學與數學的同時，我對韋伯（MaxWeber）與桑巴特（WernerSombart）等許多社會學傢、曆史學傢也很癡迷，特彆是關注他們關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起源抑或猶太教與資本主義起源的大爭論。我同我的論文指導小組組長薩剋斯（JeffreySachs）討論瞭這一博士論文的大緻內容，他非常鼓勵我並馬上指齣凱恩斯（John MaynardKeynes）《和約的經濟後果》裏關於資本主義本質的論述。薩剋斯繼續說道：“用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模型還可以在美國賣得齣去，用馬剋思的資本的本質模型隻怕不好賣啊。”

我那時候很聽話，把我的博士論文裏的六篇論文閤起來命名為《資本積纍的一個新實證（positive）模型》。言外之意是說：所有隻定義在消費上的效用函數基礎上的增長模型是規範的（normative）、不閤實際的、強加於人的和虛妄的東西。當我寫作博士論文時，我開始注意到庫爾茨（MordecaiKurz）1968年在《國際經濟評論》（International EconomicReview）上發錶的資本財富效應模型，此模型認為社會主義計劃委員會同樣關注消費與資本積纍。而在庫爾茨之前，杜森貝裏（JamesDuesenberry）在他1948年齣版的博士論文裏就把效用函數定義在消費、收入與財富三者之上！我很驚訝，無論自己如何瘋狂地想象，我的確逃不齣前人的魔掌。哈哈大笑。

1989年6月6日我得到博士學位。之後，我的閱讀更加廣泛。首先，我看到瞭馬加姆達（Mukul Majumdar）和米特拉（TapanMitra）在《經濟理論》（EconomicTheory）上發錶的用離散動力係統方法得到的驚人結果：他們在庫爾茨的模型裏證明瞭周期和混沌的存在。接下來，我很快看到瞭巴剋西（GurdipBakshi）與陳誌武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錶的資本主義精神和股市資産定價的好論文！

說到底，我似乎也極難把自己寫論文的具體感受告訴大傢。這其中味道隻有《莊子》裏講得最好：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斫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