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談及湖南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大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屬于湘江流域的寧鄉銅器群，諸如四羊尊、人面方鼎、大銅鐃等，也許有的學者還會想到楚系墓、越系墓及其特殊出土物，如帛畫、越式鼎等。凡此種種，學界有過不少研究，但多限于某一方面，而對湘江流域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系統研究還很薄弱，把這些重要遺物與考古學文化聯系起來的考察還很欠缺。本書在這些方面做出了努力，可謂系統研究湘江流域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第一本專著。

細審全書內容，分量最重，用力最勤，創獲最多的是中間兩大部分，即第三、第四章。前者是對湘江流域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譜系的梳理，後者是對湘江流域商周青銅器的專門研究。

對任何地區考古學文化的譜系研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分期與編年序列的建立，這是進一步深入研究其他問題的基礎。若不以此為本，其所有相關研究都將是粗疏和空泛的。本書作者對此顯然有著清醒的認識，故書中把分期與編年放在了首要位置。

分期與編年，對一處遺址或一處發掘點來說，只要材料比較豐富，這一問題也還容易解決。但當有一定地域範圍，有一定時間跨度，遺址分散而材料多寡不一時，建立分期與編年則會有不小的難度。這既需要注意縱向的時間變化，也需要注意橫向的地域之別。具體作業過程，是首先對部分典型遺址進行分期，然後經過相互比較，包括與其他非典型遺址的比較，從縱、橫兩方面給予準確的把握，在建立該地域內的分期編年時，辨別和確定文化分區。書中對湘江流域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基本是按照這一程序進行的。當然，分期與分區的準確程度如何，除方法得當外，親自對實物的仔細觀察和分析起著決定作用，這是由考古學研究的特性決定的。即使對一個有著這種實踐經驗的考古學者來說，若他僅依靠別人發表的材料進行分期研究，也常常會因材料的局限發生諸多疑問和疑難，即便得出結論，自己也未必信心十足，往往有不安之感。因此，分期的準確程度與分期人對實物的熟悉程度成正比。向桃初自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在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從事田野考古發掘與研究。約當由此開始，湖南省陸續發掘了一批商周時期的遺址和墓葬，其中由他主持發掘的商周時期的重要遺址就有望城高砂脊、寧鄉炭河里等。雖然這些新資料多以簡報形式發表，或者迄今未見報道，學界尚難全面認識其文化面貌。但對于資料所有單位的考古同人而言，很少受此局限。這方面，從書中所引資料就可感受到。實際上，作者對資料掌握的範圍遠不止書中所引，由這些新資料引發的學術問題也不止書中所論。可以認為，到目前為止，本書作者是對湖南省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材料最熟悉，思考問題最多的學者，其有關文化譜系研究的結論也當最接近于實際。

當然，對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研究，無論分期與分區，還是文化因素分析與文化性質判定，以及各文化間相互關系的闡釋等等，都屬最基本的常規性研究。結論是否準確、可靠，仍有待新材料的檢驗、補充和完善。

書中最受學界關注，也是最易引起爭議的應該是第四章有關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青銅器，特別是寧鄉銅器群文化歸屬的看法。按照作者的意見，寧鄉銅器群中大部分鑄造于商代晚期的商式銅器不是在湘江流域鑄造的，也不是商代晚期本地文化與中原地區商文化聯系的結果，而是商未周初殷遺民南遷帶來的，屬于周代以溈水流域為中心的炭河里文化，其在本地的使用年代和埋藏年代主要為西周或以後。因而認為，湘江流域在商代晚期不存在一個較發達的青銅鑄造中心和青銅文明。

這一看法與以往學術界的傳統認識有別。分歧的焦點是這些銅器在本地的使用年代和埋藏年代屬晚商還是屬西周。

按照傳統認識，寧鄉銅器群與城洋銅器群、晉陝高原銅器群、喀左銅器群、廣漢銅器群以及新干銅器群等，都屬于分布在商文化外圍的發達的青銅文化。在這些青銅文化的分布範圍內，絕大部分都有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發現，如寶山文化、李家崖文化、魏營子類型、吳城文化等。而屬于湘江支流溈水流域的寧鄉一帶目前雖沒有發現商代考古學文化，但並不排除確實存在而尚未發現的可能。因此，斷定寧鄉銅器在本地的使用和埋藏年代屬周代為時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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