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甚至欧洲，也许再也找不到哪一个城市能像普拉托一样，有着如此众多的中国移民。这座位于意大利中北部的小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移民改变命运、发财致富的圆梦宝地。有数据显示，中国人在普拉托开办的大大小小制衣厂成百上千，中国人的制衣业已经成为普拉托的经济支柱。

“我想为普拉托的中国人立传。他们有故事，更有梦想。”出生于瑞安的洪丽萍，是省文化厅退休干部，她向记者缓缓讲述了她所亲见的普拉托的中国人的故事。

温州话让她走进

受访者的生活

洪丽萍的女儿定居在普拉托，每年夏天洪丽萍都会去探亲。久而久之，与当地的华人建立了友谊，渐渐萌生了“把他们的生活写下来”的想法。特别是2012年热播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更勾起了她写书的欲望，开始采访撰写。

普拉托约20万居民中，有近5万是中国移民。而这5万人中，有80%左右是温州人。洪丽萍告诉记者：“这个群体有个突出的特征：他们都向往当老板，喜欢抱团生活，对生活充满希望，并热心公益事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贡献。”

《普拉托的中国人》以纪实访谈笔法，记录了几十位普拉托的中国人的故事，他们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进入普拉托的，其中有成功的企业家，有办学校的文化人，更有司机、保姆、糕点工等等奋斗在底层的普通人。

洪丽萍说，在普拉托有许多“周阿雨”，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这些企业家们个个有创业的故事，就是像技师曾荣芳、工人杨贞诚、模特师玉凤、保姆晓莲等人，他们的故事也让洪丽萍唏嘘不已。她说，就是这些不起眼的中国人，造就了欧洲小城普拉托的奇迹：使这座本不起眼的欧洲小城，变身为今天世界闻名的制衣之都。

“很多人刚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我就用温州话跟他们交谈。温州话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交流的通道。”凭借乡音，洪丽萍轻而易举地走进被采访对象的生活，聊着聊着就有了一个好题材。比如，洪丽萍经常租用女司机阿丹的车子，一边坐着一边就和她聊天，说说停停，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有了《车轮下的生意》这篇文章。

正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李明欢为该书所做的序中所写的：“为普拉托立传，为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立传……将一个真实的普拉托中国人的群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让世人理解普拉托中国人的最佳途径。洪丽萍女士做到了。”

在该书的发布会上，普拉托省长朗贝托·杰斯特里表示：“这本书能真正让意大利人了解中国人，期待着意大利文版早日面世。”

华人正在积极

融入主流社会

洪丽萍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来到普拉托的感受：当她还沉浸在那座中世纪灰白城墙环抱着的普拉托老城区的古朴静谧之中，享受着当地人从下午1点至4点中午歇业生活的宁静时光里，却意外发现城墙外的中国街上商铺林立，中意文招牌引人注目；远处的工业园区有数千家中国人开设的服装布料公司和裁剪公司。

她踏进一家工厂大门，就看到一排排长长的衣架上等待打包装箱的服装，边上是埋头苦干的中国同胞。“快，再快点！”“好，再好些！”“休息？我们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晚上还要加班……”如此忙乱的景象与墙内从容悠闲的步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普拉托的中国人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特别是那些早年来打工的中国人，他们一无所有，用温州话说，完全是一群“白卵”。他们从学习意大利语开始，走的是一条从“奴隶”到“将军”的创业之路。洪丽萍笔下的“徐秋林”就是其中一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生于温州瑞安的徐秋林是最早一批来到普拉托打拼的中国人之一。

他先在佩鲁贾学了6个月的意大利语，通过别人介绍，辗转到了普拉托，租了一个70平方米的小厂房，雇了两个温州老乡，开始给意大利公司做成衣加工。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订单，起早贪黑赶工是常态，一天下来筋疲力尽一头扎在仓库就睡，睡两三个小时后马上又接着干。可一旦“不忙”，他又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四处找订单，从来就没有停下来的一刻。

5年后，徐秋林成了服装行家。又一个5年后，徐秋林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创立了吉佩尔（GIUPEL)公司，聘用了意大利设计师、会计师等意大利员工。

很快，徐秋林成为第一个加入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的华人企业家，成功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和徐秋林一样，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会长张力，现在也是当地一位有分量的社会人士，并且是普拉托为数不多的持有大学文凭的华人企业家。他曾在一次慈善捐助上说：“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中国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还应该顾及他人的利益。”

这句话，深深感动了洪丽萍，也引发了她对普拉托众多华人社团的好奇心。

“在普拉托，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意大利华商总会普拉托商会、意大利华侨华人佛教总会、旅意福建华人华侨同乡总会等华人社团经常活跃在各个场所，热心慈善事业。”洪丽萍经过调查发现，普拉托的华人社团在稳定华人社会、资助弱者、救济贫困、协调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一直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普拉托

需要华人吗

一路走，一路写。洪丽萍说，她在写作《普拉托的中国人》这本书时，为自己的同胞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所感动，但也为其中的一些不谐音而深深焦虑。

这种焦虑，来自于部分中国人的不文明现象和违法行为，引来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和怨言，甚至让中国人的问题成了普拉托的焦点。

“普拉托的中国人工作起来不要命，无视我们的法律法规，扰乱我们的经济秩序。”

“普拉托的中国人从来只赚钱不消费。”

“普拉托的中国人很奇怪，在公共场合想叫就叫想喊就喊，不尊重我们当地的习惯。”……这些声音，在普拉托原居民之间流传。

“不文明行为发生在部分中国人身上，难免殃及所有中国人。”洪丽萍举了两个例子：2010年春夏，普拉托当局严厉查抄了数以百计的中国人企业。仅6月28日一天，就查抄了普拉托20多家华人企业，查封资产总额超过2000万欧元；同年9月12日，《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中国人再造“意大利制造”时尚标签》的报道，指责华人将普拉托变成了低端服装加工城。这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让普拉托华人几乎成为众矢之的。

两年后，当地的一场辩论引起了洪丽萍的格外关注。

那是2012年12月16日晚，意大利当地协会发起了一场名为“华人离开普拉托将会发生什么”的辩论研讨会，当地政府、普拉托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宗教界人士、华人华侨代表、普拉托市民代表等参与了活动。众人围绕华人的贡献、作用、社会安全以及华人该不该离开普拉托等问题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辩论，最终形成了“普拉托需要华人；华人在普拉托的作用和贡献应得到社会的全面认可；华人的安全保障问题应引起社会的关注；华人应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民俗；当地居民应与华人社会加强交流、相互了解，共同为普拉托的发展做出贡献”等多项共识。

洪丽萍认为，这场辩论研讨会，有助于让普拉托的中国人意识到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就在《普拉托的中国人》出版不久，普拉托一家中国人制衣厂发生了一个惨剧。

2013年12月1日，普拉托一间中国人的制衣厂里，由于工人们住的是用木板、石膏板搭成的小隔间，夜间取暖引发火灾，封闭的厂房难以及时疏散，最终酿成7人死亡、3人受伤的惨剧。这次火灾，震惊了意大利的中国人。

事发后，普拉托当地各界人士和当地中国人为死者召开了追悼会。不少企业老板主动对自身企业进行整顿，配合当地政府整治违法违规行为，他们把住在工厂里的工人迁出来，另外安排住宿。

“或许，通过这件事，大家终于真正理解了守法的重要性。”洪丽萍说，世界在变，中国在变，意大利在变，普拉托自然也在变。希望普拉托的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好，这是她的心愿。